與臺大李守孔教授論雲南護國起義
作者／林翠
前言
「中華學報」是一份學術水準很高的半年刊，中英文共達六百餘面，作者承教育部每期贈閱，謹此致謝。
「中華學報」第二卷，第一期載有臺大歷史研究所李守孔教授大作「中華革命黨與護國軍」一文。李教授執教數十年，有關中國近代史、現代史著作甚多，研究亦勤。然在本文中有關雲南護國起義中的幾個「重要問題」，筆者深覺有商榷之必要。
舊問題引起的新問題
李文中之論點「可見唐繼堯之起兵討袁完全出於被動」。（一一九頁）「足見蔡鍔之抵滇，關係雲南全局」。（一二一頁）這又拉出了一個現代史中爭論不休的老問題，誰是雲南護國起義中之「主動者」。
李文中在「結語」中說：「雲南護國軍之起義，係中華革命黨、舊國民黨、及進步黨人共同合作之表現，掌握滇省軍政實權之唐繼堯，最初態度實猶預不定，殘殺黨人甚眾，因左右均同情討袁，加以受蔡鍔之影響，討袁立場始告堅定」。唐繼堯既掌握「軍政實權」，則大可順我者生，逆我者死，又何以「堅定討袁決心，雖由於眾情所迫，蔡鍔電勸之力甚大」。豈不矛盾。而全篇中實有「抑唐揚蔡」之嫌，而「足見蔡鍔之抵滇，關係雲南全局」一語，則蔡鍔之地位已如「天神下降」，如此則中華革命黨等等及雲南軍政要員及流血流汗出錢出力之雲南人民，豈不都變成了蔡鍔的「龍套」而已。此豈能令雲南人心服？又豈能令天下人心服？豈又是歷史的真相？
歷史的新頁
關於雲南護國起義，筆者曾發表過三篇論文：「雲南護國起義」[1]；「雲南起義國定紀念史略」[2]；「新史學觀點論中國現代史中有關雲南的兩個問題」[3]。
關於雲南護國起義的主動者，筆者拙作中便指出「過往的時代和歷史學者們，往往所寫的大部份是「帝王將相」史，以「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作為歷史的經緯，在一個教育不普及，民智不發達的時代中，少數的英雄豪傑實在對於歷史有著決定性「作用」。但中國自跨入「現代史」後，此一「觀點」就大大值得「商榷」？特別是民國六十年的「歷史」，已經絕不是幾個偉人便可「寫成」或「包辦」了。」
「自從一八四○年的鴉片戰爭之後，中國人受到了重大刺激，因此他們向世界文化的瞭解而「進軍」，在此一大的時代思潮中，中國已逐漸進入一個「科學的群眾時代」，而非再是「帝王將相的歷史時代」。……對於雲南護國起義的主動者為何？在舊的史學觀點下始終成為中國現代史一個糾纏不清的問題：蔡鍔的師友如梁啟超之流，自然要大捧特捧自己的得意門生；這當然要引起批評，於是唐繼堯「主動」或蔡鍔「主動」便成為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
「但是，從實際真相來看：雲南護國起義在當時實在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以一隅之地來對抗「洪憲帝國」，這樣的大事，豈是遠在北京而怱怱趕返雲南的蔡鍔所能「主動」？關乎到雲南千萬人民生命財產「大事」，又豈是唐繼堯一人所能獨自「主動」或「作主」。當時雲南因靠近越南，故優秀人才往國外深造者甚多（特別是日本），從同盟會的名冊中查看，當時滇籍人士所佔比例還是在全國各省中的前幾名，這可說明當時雲南人的思想相當開明而進步，已經普遍受到新的革命思潮的影響，再以當時的「雲南講武堂」而言，可說是集一時俊傑之士，造就出了很多文武雙全的好軍官。「雲南講武堂」在當時是聞名於全國。因此，許我們如此說：當時雲南的軍政幹部，大多是有理想、有朝氣、有知識的好青年。因而，他們擁護共和，堅決反對帝制，因而願為此拋頭顱、洒鮮血，犧牲一切，在此一巨大的洪流中，唐繼堯和蔡鍔只不過是他們象徵性的代表而已。如果沒有此種「時代背景」，唐、蔡又能有多大作為。……袁世凱以「一世之雄」，當他違反了時代潮流，雖兵多將廣仍然遭到失敗的命運，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4]
筆者當時提出這種論點，也曾引起了一些「不以為然」的「反映」。不久後蔣經國先生主行政院提出了「團隊精神」，「集體的努力，集體的創造，才能完成時代的任務」。
筆者並非否定唐、蔡在歷史中應有的「地位」。但他們不是「天神下降」；也非一二人便「關係雲南全局」。
所以在拙作「與蔣經國先生論如何挽救中華民國」一文中指出人才的重要：『如前所述，今日雖已進入「科學的群眾時代」──由成千上萬有共同理想與信仰之志士，順應時代潮流，來開創歷史新頁，然人心之「深遠」，人性之變化，「人」與「事」皆遠比歷史上任何時代，更趨複雜。如何能使此千萬人共同奮鬥，戰勝險阻，仍要需要上述人才。……在科學的群眾時代中，人與人仍有不同的貢獻』[5]。但必與「成千上萬有共同理想與信仰之志士，順應時代潮，來開創歷史新頁」。而絕非個人「關係全局」，個人欲所欲為。袁世凱也為「一世之雄」，「兵多將廣」而遭失敗，便是違反上述原則，便是一個最好的證明。
抑唐揚蔡則不可
如上所述，這已不是一個單純由英雄個人便可創造歷史的時代。這一點 國父孫中山先生看得最清楚，他的遺囑中指明。「余致力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而袁世凱的失敗，即在於不懂得這個新時代的來臨。
因此，我不贊成護國起義是「蔡鍔抵滇，關係雲南全局」。亦不認為唐繼堯「關係雲南全局」之說。
然而，如上所述，唐繼堯與蔡鍔在雲南護國起義中，仍有其重要和特殊的貢獻，也是不可否定的事實。而這種貢獻也絕非一為「主動」一為「被動」。最低限度，兩人都是「半斤八兩」，不相上下，客觀地說：起義時，『掌握滇省軍政實權的唐繼堯』（李文）其影響力實比外來之蔡鍔更大。此所謂「強客不壓主」，「強龍不抵地頭蛇」是也。而後來蔡鍔領導護國軍之苦戰，也功不可沒。
唐繼堯氏對革命黨人的真正態度
李文中說：『可見唐繼堯之起兵討袁完全出之於被動』。其理由是：『惟當時在雲南掌握軍政大權之唐繼堯，對於世局態度最初猶豫不定，呂志伊會一度被捕入警察廳，以鄧泰中，楊蓁力保，始得釋放。其餘黨人被捕殉難者甚眾。民國四年秋唐氏為此曾致電袁氏曰：去年以來，黨人忽改變方針，常令其黨羽來滇運動，已破獲多次，斬殺多人，以為可以無事矣。乃近日又有所謂王蔭南，給予資財，投入者巳有百數十人。捕獲王蔭南，檢出黨人名冊一本，共其事與謀者有百餘人之多。其為首倡亂者蔡濟五、董逮章、羅海峰、王蔭南等五人，蔡斬首，而王槍斃』。（見李文一一二～一一三頁）
當時袁世凱仍為「合法元首」，不能公開反抗，故唐氏也不能不虛與委蛇，即以此電中「與謀者百餘人」，處決者兩人，也可看出唐氏真正心意。
袁、蔡「合作」引起的疑問
蔡鍔的態度也正如此。李文中指出：『至於蔡鍔，直至雲南護國軍起義，始公開表示反袁，在此以前，對袁氏之虛與委蛇，較梁啟超且尤過之。……其軍事才識甚受袁氏所重視，袁氏先後委任為政治會議議員、約法會議議員、參政院參政、經界局督辦、將軍府將軍（昭威將軍）、統率辦事處辦事員等職。袁氏欲利用蔡鍔改造北洋派，扭轉北洋將領「功高震主」、「尾大不掉」之趨勢，反遭到段祺瑞、馮國璋等之離心。「北洋史話」記其事曰：「袁打算先派蔡為參謀總長，以代從不到部的黎元洪，然後調任為陸軍總長，以代不聽調度的段祺瑞。根據楊度的說法，蔡是預聞這個計劃並且同意過的』。李文中又說：『直至民國四年五月九日袁世凱接受日本二十一條要求，蔡鍔對袁氏仍保持合作態度。……及同年八月十四日籌安會發生，蔡鍔以民國存亡所關，始以討袁為已任。（一一七～一一八頁）又『據當時袁氏親信擔任外交次長之曹汝霖回憶其事曰：余知雲南獨立，蔡鍔興師，即入見項城，叩以滇事。他即問：「你與蔡松坡相識否？」我答：「他在日本士官學校時，我亦同在日，故與相識，回國很少見面」。項城即說：「松坡這人，有才幹，但有陰謀，且面有反骨，不能長命，我早已防他，故調來京。』（一二五頁）
蔡鍔與袁的合作態度，也可解釋唐繼堯在袁氏未宣佈帝制之前，是不能公開反對的，也不得不表面禁止黨人活動。李教授這些史料引起的另一個疑問是：所謂的「參謀總長」「陸軍總長」都是老袁的騙局。蔡松坡始終沒有真正擔任實權重任，最後看清老袁是『早巳防他，故調來京』。自己又非北洋系統，絕難被重用，所以籌安會發生，才堅定了他反帝制的決心。
呂志伊的事，也可看出唐氏心意。呂志伊為黨人在滇之真正首要份子，照李文中上引鄒魯黨史略被捕入警察廳，以鄧壽中、楊蓁力保，始得釋放。唐氏若真心與袁合作，既掌有「軍政實權」，即不殺呂志伊，也將之獻袁，必得封賞。
依照何應欽先生專文中說：『呂志伊先至滇垣，適巡按使署按北京軍事統率辦事處電令，拘之警察局，呂函鄧泰中、楊蓁求救，鄧楊至警廳引呂出，謁唐繼堯，告以來意，唐命泰中欵之於家』[6]。這也可證明唐氏對革命黨人的真正態度。
唐繼堯氏是為「眾情所迫」嗎？
對於護國起義前之歷次準備會議。李文中仍然引用的鄒魯的黨史略說：『民國四年九月十一日，滇省同情革命各軍官舉行第一次秘密會議，呂志伊等亦列席，決定四項辦法：（一）唐繼堯如反對帝制，則仍其為領袖。（二）唐如中立，則禮送之出境。（三）如唐附合帝制，則殺之。（四）如實行二、三兩項，則擁羅佩金為領袖，並推鄧泰中、楊蓁兩人負責試探唐繼堯真實態度。唐以眾情所迫，不得不贊成討袁，故雲南軍界於十月七日、十一日三日復舉行第二、三次秘密會議時，唐繼堯及舊國民黨人李烈鈞、熊克武、方聲濤，但懋辛等參加，情形更加熱烈』。（一一三頁）
事實如此嗎？籍貫貴州，曾任雲南都督府秘書的白之瀚在「簡史」中說：『迨至八月下旬籌安會正式成立，段祺瑞反帝免職，唐公鑒於陰謀暴露，乃於九月十一日召集高級將領幕僚，商討時局，是為對袁之首次會議，密談結果，咸以無論任何時期用任何方法救國，均須先明各方真相，遂決定派劉雲峰等往浙江；吳擎天等往兩廣；李植生等往四川；楊秀靈等往湖南；李雁賓等回貴州；偵察向背虛實，聯絡豪傑同志。其後出兵策略及各方呼應，得力於此不少。……至是月下旬，偽代行立法院建議變更國體，北京及各省發起請願，形勢日急。復於十月七日召集高級將領，商定起義日期（時傳袁擬五年元旦登極，改元洪憲，故初擬於是日起義，嗣因蔡李諸公到滇，形迹巳露，乃提前數日發動）是為討袁之第二次會議。及十月初旬，英、俄、法勸告暫緩稱帝無效，益知大禍已成，無可挽回，乃於十一月三日在警衛團本部，召隻團長以上軍官，密定實行出師計劃，是為討袁的第三次會議。此蔡、李諸公到滇後，二十一、二十二兩日之會議，所以號稱為第五次之由來也』[7]。
護國起義時任軍務廳長的庾恩暘如此寫下第一、二、三次會議的情形：九月十一日第一次會議『唐氏謂：今楊度等公然設籌安會大倡君憲救國之說，顧吾輩以無量數黑鐵赤血換來之民國，茲一旦為彼獨夫奪而私之，是可忍孰不可忍，堯雖不敏願與天下英雄殲此國賊，諸君其有意乎？』……。眾無異議。『因與眾軍官約完三事：㈠積極提倡部下愛國精神。㈡整理武裝準備作戰。㈢嚴守秘密。
『十月七日第二次會議。『唐公復召集軍界中間人物決定起義時機：㈠中部各省有一省可望響應時。 ㈡黔桂川三省中有一省可望響應時。㈢海外華僑或民黨接濟糈時。㈣如上三項時機均歸無效，則本省為爭國民人格計亦孤注一擲宣告獨立。
『第三次會議為十一月三日因袁氏派其私黨數人，來滇運動各界贊成帝制，至是偵得唐公懷抱大志，密電袁氏謂；唐公態度不明，請先事防備。……唐公知之，密召軍界中堅諸人訓曰：袁氏盜國，天人共憤，本省舉義佈置近亦大有頭緒，但茲舉關係重大於未發表以前，雖有積極進行之準備外，仍須示消極鎮靜之態度，並嚴防奸細，煽惑軍心，庶不至有差』。
上述兩書皆在雲南出版，出版時參加護國起義諸君皆大多健存，豈能掩盡天下人之耳目。而後來事實證明了起義前曾有週詳準備。
因討袁而被通緝，原名雷愷澤因而改名的雷殷先生也說。『雲南方面，由唐繼堯多方面開會團結內部』[9]。這些位身歷其境者的記述，自然是比「局外人」的「史略」來得真實，值得信任。更重要的是可與後來的事實發展相符合。
梁、蔡是否「言過其實」
李文中引用了梁啟超記述與蔡鍔商量討袁之事：『於是我們商量辦法，惟一的實力，就是靠蔡公在雲南、貴州的舊部，但是按到實際上，有好幾個困難問題：第一層這件事自非蔡公親自到雲南不可，第二層我和蔡公的關係是人人知道的，然而我們兩個人討賊所用的武器各不相同，蔡公靠的是槍，我靠的是筆。……但我的文字發表之後，便是我們的鮮明旗幟已經打出來，……我們再四商量的結果，只有外面上做成蔡公和我分家的樣子』。故蔡鍔返京後，表面上雖敷衍袁氏，贊成帝制，暗中派黃實、何鵬翔等赴滇聯，並電召滇黔重要人物至京商議，蔡鍔間數日一謁天津與梁啟超共商大計。（一一八～一一九頁）
李文在上述的「觀點」皆來自梁啟超氏[10]與蔡鍔氏[11]之著作。而這項引述中，便有一大矛盾，既要做成『分家的樣子』又豈能『數日一謁天津』『共商大計』，而不怕袁黨偵知。因為相信了梁啟超的話，李文才有後來的結論。實際上，梁、蔡之言是否有言過其實之嫌呢？
譬如梁啟超氏曾謂：『雲貴首義之中心人物，蔡將軍鍔者，時方在京師，蔡君十三歲時，即從余就學。……乃與蔡君定策於吾天津寓所，……雲南於袁氏下令稱帝後即獨立，貴州則越一月後響應，廣西則越兩月後響應，然後以雲貴之力下四川，以廣西之力下廣東，約三四個月後，可以會師湖北，底定中原，此余與蔡戴兩君在津之成算也。其後因有事故障礙，雖不能盡如前策，然大端則如所預定也。議既定蔡戴兩君先後南下，蔡君臨行時託病，謂須往日本療養，夜間自余家易裝以行，戴君則逕往香港，余於兩君行後，亦潛赴上海，實十一月十八日也，而蔡戴兩君，亦以十九日到雲南』[12]。
李文中曾引過的李劍農氏著作中便謂：『彷彿這件事，就只有他自己和蔡、戴是發動的人，別人都不曾與聞，未免有專替自己派宣傳功績的意味』[13]。
親身參加護國起義因而被晉升為少將的李宗黃先生，亦批評說：『看上面梁與蔡兩位師徒，所定方略，從大處說，可以算是在家就能定出師計劃，真是滿腹經綸。從小處說，可以說是如意算盤，竟把雲南看成是他們的家事，把唐繼堯看成一個木偶，把雲南軍民看成一群奴隸。其實梁與雲南，如風馬牛之不相及，毫無支配之權。即以蔡氏而論，他已離滇二年，當其離滇之日，以其直屬之李鴻祥、謝汝翼兩師長，對之不甚恭順，指揮亦頗困難，乃捨李謝而薦調黔督唐氏以代之，李、謝極為不滿，並拒絕唐返滇，後由孫永安張子貞兩旅長等反對，唐始安然視事，旋即以汪度，顧品珍為師長，最後則易為張子貞、劉祖武，故營長以上官長，均已星移物換，於蔡亦無何等關係。況蔡至滇前，大計早已決定，曾經開秘密會議三次，蔡則在後參加會議為第四次，前後不過六日，即行通電討袁，起義大事也，何能有此夢囈之語，令人可笑。故梁所言，真是紙上談兵，無異秀才造反』[14]。
又如蔡鍔氏赴日就醫之前，有電致梁，請向黎大總統請欵之東電謂：『……鍔直接所部，除川黔軍外，滇軍原有三梯團，計共二十營，自滇出發以來，僅領滇餉兩月，半年來關於給養上，毫無補充，以致衣不蔽體，食無宿糧……』李宗黃先生亦不以為然底反駁：『所給予一百萬元，計三梯團，不能說兩月即已用盡，用盡後毫無補充，何能長期作戰，且松坡所帶之兵，均係唐之精鍊部隊，素視之如子弟，焉有不顧大體忍心害理，不加接濟之理』[15]。
又說：『蔡松坡率領入川的護國一軍，……以萬人上下的隊伍，而竟在兩個月裡耗完一百萬銀元的軍餉，平均每人每月得支銀元五十元……當年不惜將「中國」、「交通」兩銀行羅掘俱窮，被迫止兌的北洋軍隊，能夠領到三塊銀元一月的軍餉，北洋將校便都會歡呼雀躍了』[16]。
一個重要問題的「掩蓋」
李文中敘述蔡鍔離京經過後說：『……十八日過蒙自，險遭袁黨阿迷縣知事張一鵾暗算，以機智逃脫』（一二○頁）「機智逃脫」四字，卻掩蓋了一個重要問題，此即唐繼堯親派其弟唐繼虞，親往越南迎蔡的事實。在李文中引用過的庾恩暘著作[17]及「李宗黃回憶錄」都有載，都並非是『機智得脫』四字可以解釋。李教授何以「視而不見」？
事實的真相是：『正由於唐繼虞兄臨時奉派往迎蔡先生，使他得救了蔡先生的性命。十二月十八日是一個很緊張而且相當重要的日子，……車抵蒙自，恰巧唐將軍在昆明截獲著一項重要情報：「袁世凱偵知蔡先生巳在赴滇途中，他密電阿迷（即今之開遠）縣知事張一鵾相機行刺……」唐將軍聞訊即馳電駐蒙自師長劉禮武，命他火速通知隨行的唐繼虞兄，……變起倉猝，……繼虞兄措手不及，惟有下令隨行衛士槍上膛，刀出鞘……車抵阿迷，張一鵾正欲揮眾登車行刺，驟然看見繼虞兄怒目橫眉，殺氣騰騰，……他當時便悄然溜走，但是不數日便被唐將軍捕獲槍決。唐繼虞兄因護衛蔡先生有功，是為雲南首義史蹟中可資記載的一頁』[18]。
而前引白之瀚之簡史中也謂：『行至阿迷，張一鵾果率團警多人，登車欲行刧殺，因見繼虞、廷策並有衛兵而止（其後逮張正法，據供奉有袁之密電）』[19]。
這種真相寫出來，是很可以證明當時唐繼堯反袁的堅決態度與對蔡鍔的肝膽相照。唐氏若無此安排，蔡氏則可能「魂斷阿迷」，那有後來的「揚名天下」，唐氏若不誠心反袁，大可「借刀殺人」。這樣一件重要的事，李文中僅以『機智得脫』四字輕描淡寫，豈非故意『揚蔡抑唐』？
如『天神下降』乎？
更好笑的是，李文中引用了一篇所謂上海「中華新報」駐滇記者旡偽的「報導」說：『當蔡（鍔）、李（烈鈞）等未抵滇前數日，省中謠言蜂起，街頭巷議，謂省軍將圖變……全城震駭，金融立見恐慌，富滇銀行四、五日間兌付現金五、六十萬，米價亦隨之大漲。……風聲鶴唳，幾有草木皆兵之概。……蔡（鍔）氏之行本極秘密，乃此秘密消息不瞬而傳遍三迤，白首黃童莫不走相告語，額首稱慶，此公一至，必有以利國家而安我鄉土。……蔡氏抵省三日，金融恐慌立平，持票赴銀行取現者幾至絕迹，一切物價亦立復舊狀矣』。（一二○～一二一頁）
這樣的描寫，蔡鍔真像是『天神下降』，而李教授居然深信不疑，接下去便說：『足見蔡鍔之抵滇，關係雲南全局』。任何人都不該輕易下此結論。
實際上，歷史大事何能以一名不見經傳的記者「通訊稿」作為重要依據。當時上海的小報，多如牛毛，花幾塊大洋，便可收買記者，寫一篇大捧特捧的「報導」。即使是大報的一記者也可能是與梁、蔡有關係之士，捧捧自己的朋友，這也不足為奇。
只要略有點人生與社會經驗的人，都會深知鄉土觀念在中國社會是根深蒂固，雖說早該打破，但一直到今天仍然難以打破，如說蔡鍔對雲南人能有「天神下降」般的影響，這就是神話了。『至於所謂的『同鄉念重』，這根本也是自然的事，中外皆然。『民族主義有一個根源，這根源可說是愛鄉主義或是愛國主義。這兩個名詞洋人是＂Patriotism”。意思就是「愛父母之邦」，「愛父親的地方」，假如在臺北生的人就愛臺北，……推而言之廣東人喜歡廣東，北平人喜歡北平，我是黃陂人就喜歡黃陂。因我生於斯，長於斯，我從小就看見一條河流，一顆樹木，一座山，或是一位小姑娘，一位老太婆等，覺得喜歡。……所謂愛鄉主義，就是愛本鄉本土，愛父親住過的地方，媽媽生的地方。無論野蠻人，無論文明人，沒有人沒有正當的愛鄉之心』。（胡秋原：「六義」，「中華雜誌」一一二期）』[20]
這種愛鄉觀念在六十年前更為濃厚，因而，當時雲南人對唐繼堯的信任，自然是超過了異鄉人的蔡鍔。當然歷史上也有些真正勤政愛民好官受到民眾愛戴的特殊例子，但蔡氏任雲南都督時間很短，雖有貢獻也不很大，『更有一項鐵的事實，蔡鍔在雲南當都督的那一段時期，他和雲南將校處得並不很好，辛亥起義時和唐繼堯同任管帶（營長），同為日本士官同學的李鴻祥和謝汝翼，被蔡不次擢升，雙雙的當了師長。但是這兩位師長對蔡都督的態度既不恭順，平時也不大聽他的指揮。所以民國二年蔡鍔離開雲南，北上北京，一方面固然是袁世凱想借重蔡的軍事長才，錄為己用；而蔡之甘於放棄雲南都督，自投「羅網」，實際上也由於雲南的內在環境，使他左支右絀，難以施展。於是他才捨此籠而就彼籠。否則的話，以蔡鍔……心雄萬丈，徜若他能順利裕如，得受應心的指揮雲貴之兵，佔有西南邊陲，進攻退守，四戰兩利之境，他肯因袁世凱的幾封電報，便自解兵柄，飄然北上，以免「觸益老袁之忌」？那不僅是笑話奇談，而蔡鍔也就不成其為蔡鍔了。……蔡鍔卸任滇督，唐繼堯時正督黔，以當時慣例，他應該就李鴻祥和謝汝翼雨位師長中保舉一人繼任滇督。然而蔡卻不此之圖，他向袁世凱保舉的繼任人選是唐繼堯，因此才使貴州都督一席虛懸，而滇人主黔的局面，也一變而為劉顯世當了貴州護軍使。消息傳到昆明，李、謝兩師長大為憤懣之外，滇軍將校和雲南百姓，又何嘗滿意蔡的這種近似報復之舉。……正因為蔡鍔放了一把火而後離開昆明，所以，民國三年春，他把都督印信交給了李鴻祥，便與行政長羅佩金同時解職。當天蔡鍔是不告而別，飄然北上的，明白了這一段往事，即便可知蔡鍔決無號令雲南的可能。同時，他在雲南所可借重的，唯有唐繼堯的坦蕩胸懷，磊落襟度，以及他們兩人之間同硯共事的一段真摯友情。[21]』這種分析很合乎情理。
「賦閒上海」的蔡鍔入滇為羅珮金推介
早年蔡鍔「失意於廣西，而賦閒予上海」，而因雲南士官生羅佩金的極力推介，才「被邀入滇」。事實如下：『我曾為蔡先生任協統時幕僚，據我所知，蔡之被邀入滇，實因羅佩金先生之關係。因當時雲貴總督李經羲任用新人，頗重視家世。於留日士官畢業生中對羅特別賞識。其意係以羅為老翰林羅瑞國先生之孫。認為不是革命黨，故信任有加……又派其至上海訂購軍械，適值蔡鍔先生失意於廣西而賦閒上海。羅與相晤，有邀其入滇共圖舉事之默契。羅回滇後面向李督極力推介。立即發電邀蔡入滇。蔡抵滇後被任為督鍊處參議……次年始被任為三十七協統領』[22]。蔡氏為士官三期生，而執掌軍權的唐繼堯、李根源、張開儒、葉荃、李鴻祥、謝汝翼、顧品珍、劉祖武、黃毓成等皆為士官六期生，故雲南光復後，他們以「學弟」而推戴「學長」之蔡氏為雲南都瞥，也是合理的推論。以上這些分析，都說明了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當時執掌『滇省軍政實權』的唐繼堯其對雲南的影響力，自然遠超過蔡鍔。唐為主，蔡為賓則是一個事實。
雲南護國起義的真相
民社黨元老，現居於臺中並非滇人的戢翼翹老先生，為當時參加敵血盟誓之一人士，在回憶中說：『當年雲南起義，本人正在昆明訓練補充隊兼第一參謀長，旋任大理第二旅旅長，至對首義前的規劃、舉義的行動，事後的收束或見聞，今就記憶所得……唐公雍容鎮定，謀慮週詳，鑒於二次革命因準備不足，策劃草率，慘遭失敗，志士流亡海外，各省軍政大權均入袁氏掌握，今若妄以僅存之滇黔貧脊邊陲，出門搏鬥，恐重蹈覆轍，所以唐公堅定隱忍之中，一方面備戰觀變，一方面密請蔡公及流亡志士潛回雲南共襄大舉』。關於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五次會議中『（與會人士中，國民黨籍，而被袁偽令通緝者多，余及趙又新受袁通緝，經唐公先一年收容者）』（此可再次證明，筆者在本文中說唐氏對革命黨人實是暗中庇護）。『……綜觀首義時之計劃、佈署等措施，……固早操於唐公運籌惟幄』[23]。
前引白之瀚在其「簡史」中，所提出的歷史事實，是任何人不能否定的：
『⑴此役集合全國反袁同志，奉義而驅，其共同旨趣，惟在各盡其力以爭回原來之共和國體，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豈特唐蔡之同，無所謂主動被動。即勤職殉身之員兵與認捐輸餉之民眾，亦無所謂主動被動。有如對日抗戰，純為正義所驅，若少涉於勉強，不惟意志決難如此堅強，即收效亦決難如此圓滿，此我國民不淫不移不屈之真精神也。乃竟揚己抑人，妄為品第，非僅厚誣唐氏，且足損我護國軍民全體之尊嚴矣。
⑵此役不分畛域，各派咸集，然而溯其淵源，考其質量，要以國民黨為中心主幹。前列軍隊編組表，其主要人物之國民黨籍，事實所示，可為鐵證，何得掠美貪功，攘為己有？
⑶在事諸人，分工合作，各有價值，不容軒輊，然若就職掌言，則唐氏總攬全局，實為適當之代表，若就秩位言，則唐、蔡、李同為此役首領，何得獨尊一蔡，抹殺其餘？
⑷滇省先遣之鄧楊兩支隊，自四年十二月九日出發，至十九日開畢而開拔之前，尚須作種種準備，彼時交通艱阻，軍隊設備簡陋，事實所限，實難朝令夕行。計其時間，實在蔡公二十日抵昆明前一旬以上，即以隨後尾隊而論，相距亦在一日以上，蔡且未見其行，遑論主使策動？（滇越火車，由阿迷抵昆明，均在下午七八時，冬季尤晚；而早站行路，例於天明動身，軍隊尤早）又蔡公于五年一月十六日由昆明出發，而先遣軍是日已抵川邊之新場，二十日且克敘府（所述日期，均有當時各報記載可查）；此尤足以證明早自決策，先期遣派之不虛。按昆明敘府旱路，正站二十六天，每行五六天照例休息一日，故最速須三十二三天始達，此路地曠人稀，軍隊以給養轉運之繁多，且係沿途轉戰而前，需時又當倍之。准此，則一月二十日之克敘府，其由昆明出發，至少必在四年十二月初間；里程具在，尤可從事實得到證明，若為被動，焉能佔此先著，迅赴戎機？
⑸繆嘉壽、呂天民、李宗黃、趙伸等之分赴各地，擔任起義籌備工作，遠在蔡公抵昆之前三個月，起義時多尤未歸。故十二月二十二夜，上校以上之歃血宣誓，繆等與先遣軍之劉鄧楊三人，均未能列席（有各種記載及當時報章之名單可證）若為被動，則事前不應有此種派遣，若未派遣，則此單不應無名（諸君職位或為上校或在上校以上）。事實具在，可為反證。
⑹李協和、程頌雲、熊錦帆、方韻松、呂天民、但恕剛、王伯群諸公，皆民黨要入，或先蔡入滇，或同時到達。若謂蔡與滇省軍隊有關，以主動此役而入滇，則無主動之名，且係初來之諸公，亦能入滇，又將何說？
⑺唐氏若非早日決策，渴求同心，則決不肯一再迎蔡；迎蔡而無誠意，則應付之術，頭頭是道，無論只圖私利者，不難因而縛獻，立博五封；即兼顧友道者，亦可恫以危詞拒使他往。欲騎牆，則設法稽延其行，以留餘地；欲取巧，則坐視周張狙擊，諉為不知。惟唐刻意相迎，視友如己，派兵派弟，保護唯恐不週；且以所部十分居七，最稱精銳之兵力自動屬諸蔡公，而甘留寡弱以自守滇，誠心壹慮，惟憂此事之不成，苟為被動，安能此清白專純乎？
⑻若再分析言之，謂蔡主動之說於到昆以前為之耶？則所憑藉不外函電文字之聳動，區區紙片，竟收如此奇功？豈非笑談！且自京寓被搜後。根本已難通訊，謂其到昆以後為之耶？則無論用何方法，施何手段，斷難以滅族屠民之事，于匆匆兩三日間（二十日到昆，二十三日即發漾電），使人一致服從。且果如是，則所致各方電函，必將略收運動說服之經過，今所有梁、蔡作品中，絕無絲毫游說策動之痕跡，而蔡電反有「如余初望及先遣已達滇東」之詞。甚為荒唐，不值一辯。又或謂有舊部關係因而脅迫耶？則蔡離滇已將三年。當時帶兵之上中級軍官，已經人事之再三更調，其勢已失銜接。且起事前之師長為張劉（祖武），而起義後即以所部改隸顧趙劉（雪峰）等，脅迫之說，既須利用現任統兵之官，何以起義反致解去兵權（當時因顧劉善戰，故使統兵，而調張劉幕職，于此愈見當時將士同心，唐可任意更置也）？又況古今來部下建議而上級受納者，史不絕書。但能決擇可否，莫不以善歸之，即此明目達聰之風，已是表馭群倫之度。斯為脅迫，只見其妄，更或為遺愛擁戴耶？果爾，必有各界開會請願之舉，何以絕無所聞？此其幼稚，更不待言。總之，無論作何說法，舉凡時間之距離，部署之安敏，在在皆可以為反證，倘非自動，萬難如此神速，是則不攻自破者也。
⑼唐、蔡同學同官，交誼至厚。蔡之於唐，始則特命統兵以援黔，繼則密薦回滇以自代。唐之於蔡，既屢次派員尋訪，竭誠以迎其入滇，復慨然付以重兵，不虞大權之旁落。兩公相知之深，相信之篤，實非勢利之交所能妄測，尤非小人之心所可忖度，蔡於抵昆時對同仁之第一語曰；『真是出乎我的意外，你們已經樣樣都準備好了』。想見其欣慰之情內心之喜。唐於蔡病歿後對滇民之演講詞曰：『松坡之死實是國家最大損失。昔時雲南起義，我二人同心救國，外間小人，竟有松坡為主動我為被動的說法，本省軍民深抱不平。其實我與松坡久共患難，誓同生死，蔡即是我，我即是蔡，要說蔡松坡是主動，我當然也是主動，要說我是被動，松坡當然也是被動。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我滇人對松坡之死，應該表示非常的哀悼。是非自有千秋公論，毀譽不屑計較一時。要知道雲南起義，乃全體雲南人，自主自做之事，這一點既然無人能够推翻，那就大可放心了，何必還介介呢』？足見其器量之大。
依據上述，橫的方面：從大處看，雲南起義是全體滇人憑藉本省革命的環境，和 國父革命的啟示。集合多數黨人，與各黨派反帝的同志。只爭正義，不顧犧牲，只求合作，不分畛域。終於博得全國人民之歸響，循著歷史上「順民者昌」及「得道多助」的公例，而能完成的革命事業。此乃全滇人民樸勇豁達精神之表見，而全國人民之崇正嫉惡一致擁護公理，是中華民族好義之天性，亦即包含其中。從本身言：雲南起義是唐繼堯手握實權主盟發難，而且是身任軍務院撫軍長，代表那時的西南臨時政府，以對內對外的；他是此役總攬全局的領袖，而蔡李兩公則分司一部軍事的重任。當時同道和衷悉冺客氣，只求合作不相隸屬，只求努力不分彼此，故三公均可以為此役的代表人物，而事後詳量，論理論勢，依著歷史上「當王者貴」（此處王字可作事權解）及「事繫主體」的通例，尤以唐氏為最合理最自然。這是概括概要的說法。而所有在事人員之竭忠效命黨德同功，是全體官員之榮譽，亦即包羅其中，直的方面，分開來說，則光復護國護法抗日，各為革命過程之一環。合攏來說，則各次奮鬥都只為了一個目的，那便是向著「國民革命」這條大道，作不斷之努力。這是雲南對於國家一貫的報效。也就是護國冒險成功的因素[24]』。
李教授對上述這些史實如提不出否定的證據，則所謂『可見唐繼堯之起兵討袁完全出之於被動』。及『足見蔡鍔之抵滇，關係雲南全局』。這種話便不能够成立了。
二李仗義詞嚴義正
最值得提起的是：多年之後，曾任護國軍第二軍總司令的李烈鈞，『有人問他說：當年雲南首義，究竟是唐主動？蔡主動？還是先生你主動？』（謂李主動，是因為李烈鈞先生早蔡松坡先生四日抵達昆明）。
李烈鈞先生的回答，義正詞嚴，頗具至理。他說：
『幹大事的，恥言功利，不過是非真假，不可不明。當年雲南首義，如果不是唐先生主動，他就不會讓我和松坡進雲南去。即使我們貿貿然的闖進去了，他也可以把我們縛而囚之，獻給袁逆。唐先生祇要肯於這麼做，他立將發大財（當時袁世凱的懸賞高達三百萬）、封親王。所以我必須在此強調，設若當時唐先生不是早下決心，預有準備，我和松坡到達昆明前後僅只一週之間，馬上就能大軍陸續進發，草檄討袁，佈露天下，那怕是演一齣戲也嫌急促，居然還會是真刀真鎗的幹起來哩？世間沒有這種容易事，所以我說即使再蠢的人，也能把當時情景判斷得清楚明白。雲南首義這一個緊要關頭，當然該以唐先生居首功、擔重任，我和松坡，不過是遠道而去，適逢其會。承蒙唐先生不棄，讓我們幫同他共襄義舉，認真要在民國的功勞簿上記一筆，那麼，就該數唐先生居第一，松坡次之，望於我哩確實是毫無功績。』
革命軍人風範，令人感念不已，想當年三傑誓共生死，相得益彰，這才獲得了討袁護國之役的最後勝利。我敢於說。護國三傑正以其通力合作，才能導致驚天動地的大成功』[25]。
李宗黃先生，對蔡鍔也有所批評：
『㈠「蔡先生於民國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始行到滇，雲南早已開秘密會議三次，一切準備停妥，（見雲南首義擁護共和始末記十四頁至十六頁，時間：為九月十一日、十月七日、十一月三日）故於廿五日即行起義，此為第四次會議。蔡先生到滇不過一週，邀天之幸，加入已成之局，暴得大名應該知足。乃於一月五日，親筆致梁啟超先生一函，大吹大擂的說：「蓂賡（繼堯字）以未得吾人意嚮（可見事前與雲南毫無接洽）：一意靜聽，荏苒數月，莫得要領，（唐大權在握，早已自作主張，豈有一意靜聽於無權無勇之人的道理），暨聞敝寓被搜……王伯群到滇（與蔡同時到滇，未發生任何作用）蓂意遂決……」（見松坡軍中遺墨六頁附影印親筆原稿）。窺察之意，以為沒有他到雲南，就沒有雲南起義，味著良心，將唐氏與雲南事前準備齊全的起義之功，據為一己所有，而將其在阿迷（今開遠縣）遇險，唐氏救命之恩，及委為第一軍總司令的特達之知，竟忘得一乾二淨，開始如此，其後尤甚，對長官為不忠，對朋友為不義，欺世盜名，莫此為甚」此可惜者一也。（蔡鍔親筆不梁啟超信㈠和㈡見本冊第六頁）
㈡據「松坡軍中遺墨」一一六頁，蔡鍔先生親筆擬稿，與張敬堯私電私自言和，竟僭稱滇黔軍總司令（附影印親筆原稿），依當時軍制，並無滇黔軍總司令之設置，而蔡先生竟敢如此僭越，依照軍法，實犯冒用職銜之詐偽罪，應負嚴重的刑事責任，此種詐偽行徑，個人人格，大成問題，何能為國民爭人格，急功進利欺世盜名，此可惜者二也。（蔡鍔親筆自稱滇黔軍總司令電 見本冊第七頁）』[26]
一個不容忽視的史實
筆者還要提出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
『民國三年軍費三十二萬萬兩，四年減為二十四萬兩，現役兵陸軍兩師一混成旅，憲兵一隊，西南普洱各防獨立步兵十餘連。普防獨立步兵一營警備隊九十三隊』[27]
起義後，立即將起義前之『步兵八團擴充為二十八團，祿國藩為第九團長、朱德為十團長、盛榮超十一團長、楊體震十二團長、李修家十三團長、黃永在十四團長、李植生十五團長、劉法坤十六團長、馬為鱗十七團長、馬驄為十八團長、繆嘉壽十九團長、馬軫為廿團長、馬梁為二十一團長、鄭塤為二十二團長、林桂清一一十三團長、徐振海二十四團長、方聲濤兼二十五團長、錢開甲二十六團長、段廷佐二十七團長、周宗濂二十八團長』[28]。
先嚴林公桂清即為第二十三團長。筆者幼時，聆聽 先嚴講述復國往事亦與上述所論相符合。現在大陸的共酋朱德當時為第十團長。（後來黎大總統授獎雲南護國起義有功人員，自都督唐繼堯起共八十六人。先嚴亦為其中之一，獲四等嘉禾章）』[29]。
這由步兵八團而擴充到二十九團，很快底都立即加入戰鬥，這些軍隊的招收、訓練、裝備，如不是早預先便有準備，如何能在蔡鍔氏抵滇一週便可舉事。除非『天神下降』，在人間豈有此等「兒戲」乎？這種史實，又有何人能夠推翻？
筆者早認為：『雲南護國起義時的督軍唐繼堯，確是一個有理想有抱負、有才氣值得人敬仰的好榜樣』。至於後來唐繼堯氏的變化。那又屬於另一個問題了[30]。而後來蔡鍔氏領導護國軍苦戰之功也不可否定。各有其地位與貢獻。
題外的話
筆者愚見：史學研究，涉及問題廣泛而深遠，真正是要博覽群書，涉及到政治學、軍事學、社會學、經濟學、地理學、理則學、心理學，甚而文學、哲學等等。有了廣博的各種知識，還要有廣博的人生經驗興智慧，深刻瞭解人性的特點，研究中國歷史，更要深刻瞭解中國文化特點，中國民族性，中國社會的「人情世故」。才能面對多如牛毛的各種史料，作正確的取捨研判，也才能在錯綜複雜的現象和資料中，尋出歷史的真相。
註
[1]拙著：「雲南護國起義」，「政治評論」，第十五卷，第九期。
[2]拙著：「雲南起義國定紀念史略」，「政治評論」，第十七卷，第八期。
[3]拙著：「新史學觀點論中國現代史中有關雲南的兩個問題」，「雲南文獻」創刊號。
[4]同[3]。
[5]拙著：「與蔣經國先生論如何挽救中華民國」，同時發表於「政治評論」，第二十九卷，第三期；「古今談」，九十期，「新知識」六十二期。香港「天文臺」特載。
[6]何應欽：「滇黔護國首義五十週年」，「雲南起義擁護共和五十週年紀念特刊」，五七頁。
[7]白之瀚：「雲南護國簡史」。「雲南起義擁護共和五十週年紀念特刊」，四三頁。
[8]庾恩暘：「雲南首義擁護共和始末記」，上冊。一六～一九頁。
[9]雷殷：「雲南起義之因果」。「雲南起義擁護共和五十週年紀念特刊」，六三頁。
[10]梁啟超：「護國起義回顧談」，飲冰室文集，卷三九～八八頁。
[11]「蔡松坡先生遺集」，雜著，二七頁。
[12]梁啟超：「國體戰爭經歷談（二）雲貴首義」。
[13]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
[14]李宗黃：「雲南起義護國史略」。
[15]同[14]。
[16]李宗黃：「雲南首義身歷記」，八二頁。
[17]見註[8]。
[18]「李宗黃回憶錄」，一二二～一二三頁。
[19]見註[7]
[20]見拙著：「論雲南人的性格」，「雲南文獻」第二期，三三頁。
[21]同[16]，六七、六八、六九頁。
[22]張維翰：「雲南起義基於雲南士習之弘毅」，「雲南文獻」，創刊號，一三～一四頁。
[23]戢翼翹：「雲南起義身歷憶述」，「雲南起義擁護共和五十週年紀念特刊」，五三～五五頁。
[24]見註[7]。
[25]同[16]八八頁。
[26]同[16]一○四頁。
[27]同[8]一三三頁。
[28]同[8]一三五頁。
[29]庾恩暘：「雲南首義擁護共和始末記」，下冊，一六六頁。
[30]見拙著，同[3]「新史學觀點論中國現代史中有關雲南的兩個問題」。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五期；民國64年12月25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