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及雲南人在辛亥革命中的歷史作用
張一方（雲南大學教授）
張一鳴（雲南省政府研究室研究員）
一、一流起義，一流政權
一九一一年在亞洲東方爆發了震驚世界的辛亥革命，由此在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國誕生了亞洲第一個，也是文明古國中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由於孫中山和革命黨人的長期不懈的努力，10月10日武昌起義後很快就得到全國的回應。22日長沙起義，22日西安起義，23日江西九江起義，27日雲南騰越起義，28日太原起義，30日（陰曆9月9日）昆明起義。到11月則起義幾乎遍及全國[1]。
昆明「重九起義」是以新軍和雲南講武堂為骨幹，以中上級軍官為領導的起義。其中37協協統蔡鍔、雲南講武堂總辦李根源、19鎮參謀長殷承瓛、炮標標統韓建鐸、74標標統羅佩金和許多管帶幾乎包括了雲南大多數軍界的實權人物。這種有結構層次的起義核心和集體反映了同盟會和民主革命思想在雲南及其新軍中的基礎是比較普及和十分扎實的。這在全國都是絕無僅有的一流起義。這為雲南的迅速光復、穩定和發展提供了必要條件。很快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三日建立大漢雲南軍政府[2]，公推蔡鍔為都督。以李根源為參議院院長，殷承瓛為參謀部總長，韓建鐸為軍務部總長，羅佩金為軍政部總長。當時蔡鍔29歲，李根源32歲，羅佩金33歲，這是一批具有共和民主新思想的愛國青年軍人。他們和秘書長周鐘岳、軍政部次長李曰垓、迤西巡按使趙藩等文職人員及雲南最早起義的滇西第一都督張文光、第二都督刀安仁等都是一時的人傑。
縱觀整個辛亥革命，各省起義人員基本都是新軍和會黨兩部分。由於會黨常常魚龍混雜、良莠不齊，以此為重要骨幹的起義，以後經常十分混亂[3]。例如22日長沙起義後的都督焦達峰、副都督陳作新31日就被殺害；陝西起義後軍政府的命令無法執行，副都督錢鼎11月1日被殺。而以新軍為主的起義，一般多以下級軍官和士兵為主，又常常能力有限，難孚眾望，最後導致權力轉移。最典型的是武昌起義，由基層士兵組織文學社和共進會促成的革命，最終卻由於各種陰差陽錯的原因[3]，造就了民國的著名人物──黎元洪。即使革命思想濃厚的江浙也發生革命黨人的內訌，導致陶成章被刺身亡。
雲南由這些俊傑組成的政權，無論在能力、資歷、結構等方面都是全國超一流的地方政府。這為以後雲南率先舉行護國首義並取得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軍政府成立伊始就厲行改革，其中蔡鍔帶頭減薪，每月60元，與營長相同。遠不如他任清朝旅長時的薪俸。足見當時革命党人崇高的理想和情操。
放眼世界，在極短時間就建立起來的雲南軍政府，與世界近代民主革命歷史比較也是一個屬於鳳毛麟角的一流的政權。尼德蘭革命建立的是奧倫治親王威廉為首的政府。英國革命建立的是克倫威爾為護國公的獨裁政府。法國大革命影響深遠，但是政府不斷更迭，而且有時候過於殘暴。只有美國革命建立由華盛頓、傑弗遜、佛蘭克林為主形成的政府比較理想。
同時，雲南軍政府還先後派韓建鐸為援川軍總司令，殷承瓛為援藏軍總司令，唐繼堯為援黔軍總司令，為辛亥革命的深入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其中雖然對援黔軍和唐繼堯任貴州都督的功過褒貶不一，但它穩定了貴州政局，特別為以後雲南護國，迅速被貴州回應奠定了基礎。
二、出自雲南，都督江西
李烈鈞（一八八二──一九四六），江西九江市武寧縣人。一九○四年赴日留學，一九○七年加入同盟會。一九○八年回國，任江西混成協第54標第一營管帶。一九○九年到昆明，任雲南講武堂教官兼兵備提調。不久接任陸軍小學總辦（校長）。
一九一一年秋李烈鈞由雲南省派赴北京，參觀清政府在天津馬廠舉行的秋操。在旅途中武昌起義已經爆發。他到達北京後，北方革命軍人的首領第6鎮統制吳祿貞邀集數十人設宴歡迎李烈鈞，到會者均支持武昌起義。在分配工作時，任命李烈鈞為起義軍重炮隊司令。10月17日李烈鈞接江西同志電促返贛。他考慮到江西混成協已有革命基礎，便離開北京，於10月26日到達九江。武昌起義後，九江已於10月23日起義，成立九江軍政分府，推舉53標標統馬毓寶為九江軍政分府都督。擔任參謀長的是發動起義的關鍵人物，從昆明回到九江的九江籍同盟會會員蔣群[3]。李烈鈞回到九江後，蔣群真誠相讓，於是李烈鈞接任參謀長。他馬上佔領長江要塞金雞坡炮臺和馬當炮臺，攔腰截斷長江防線，阻住了清海軍由武漢順水東駛上海的十一艘軍艦和兩艘魚雷艇，經曉以利害，清海軍隨即宣佈起義。事後，李烈鈞被推為海陸軍總司令，九江革命勢力因之大振。
一九○五年十一月李烈鈞應安徽革命党人胡萬泰等的邀請，派團長黃煥章率兵兩營赴皖支援光復安慶，不料士兵軍紀敗壞，掠奪洗劫，李烈鈞聞訊大怒，親率步兵一營，兵艦兩艘，趕赴安慶調處，將團長關押，為首肇事者正法，掠奪財物悉數歸還，迅速安定人心，恢復市面，各界開盛大歡迎會，推李烈鈞擔任安徽都督。李烈鈞任安徽都督不久，馮國璋派重兵進攻武昌，黎元洪一日五次急電，向李烈鈞求援，他立即下令海陸軍集合，並將皖督大印，交付胡萬泰，率艦西上抵達武昌，迅即部署海陸兩軍，控制武昌軍事要地。黎元洪任命李烈鈞為五省聯軍總司令，使馮國璋不敢越過長江，武昌得以轉危為安。一九一二年一月，江西省臨時參議會，向孫中山請求派李烈鈞為江西都督，李烈鈞回贛於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九日就任江西都督。李烈鈞主贛期間，大力進行軍事、政治、經濟改革，使江西成為國民黨人掌權的軍事、政治、經濟鞏固的省份。
一九一三年三月在國會召開之前，袁世凱派人暗殺國會中國民黨人的領袖宋教仁，同時向五國銀行簽定了二億五千萬元的善後借款。5月5日李烈鈞與湖南都督譚延闓、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通電，反對袁世凱與五國銀行簽訂大借款，並公開指出袁世凱為剌殺宋教仁的罪犯。袁世凱惱羞成怒，下令免除李烈鈞江西都督職務。以後李烈鈞至上海會見孫中山、黃興等籌商反袁事宜。在孫中山主持的討袁會義上，李烈鈞被公推為討袁總司令。7月他由上海回至湖口，省議會又一致推舉李烈鈞為江西討袁總司令，7月12日在湖口成立討袁司令部，就任總司令，隨即宣佈獨立，發佈討袁檄文，通電全國，史稱「二次革命」。接著，湘、鄂、皖、蘇、閩和上海、重慶等省市，相繼宣佈獨立，袁世凱派李純率軍進入江西，李烈鈞初戰告捷。但終因兵力懸殊，援軍不續，7月25日湖口被攻陷。李烈鈞退守南昌，後因袁軍大集，最後失敗。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雲南率先發動的護國運動組成分別由蔡鍔、李烈鈞和唐繼堯任護國三個軍的總司令。他們被稱為「護國三傑」就是由雲南走出去的，由辛亥革命中產生的雲南都督、江西都督和貴州都督。
三、新疆督軍，功在國家
楊增新（一八六四──一九二八）字鼎臣，雲南蒙自縣人。他的名字似乎已經暗示其一生將和新疆密切相關。一八八九年考中進士，被簽發至甘肅省中衛縣任知事。同科進士皆以邊州荒涼之地為畏途，他卻隻身一人，步行數千里到任。楊增新先後任中衛、渭源、平遠等知縣。他「勤於民事，善聽訟。晨起堂皇治事」，以後微服私訪，「人奉為神」[4]。一八九四年楊增新代理河州（今銀川地區）知府。當時「河湟事變」剛被清廷鎮壓下去，局勢還不穩定；民生凋蔽，田園荒蕪。楊增新「調和將卒」，親督兵丁一面穩定局勢，一面招撫流民，墾荒種地，恢復生產；同時又冒著違反朝廷禁令之罪名，裁丁糧，減賦稅，使社會形勢逐漸穩定。楊增新捐出自己的俸祿，重修風林書院，增設龍泉、愛蓮兩個書院，並延聘名師任教。在書院學習的生員，參加鄉試一次就有九人中舉，為甘肅一省之冠。他還開設孝廉堂，選拔優秀的地方子弟加以培訓，並親自授課輔導，使河州地區數年間人才輩出，文化大興。楊增新也因此聲譽大增，地方百姓曾立德政碑、建生祠以頌其德。他因政績卓著升任知府及道員。以後又遷任甘肅武備學堂總辦。一九○七年楊增新經新疆巡撫聯魁保薦入京，陛見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慨陳戍邊大志」，被委為新疆陸軍學堂總辦，督練新建陸軍，培養軍事人才。楊增新又先後任過阿克蘇、巴里坤、鎮迪道尹兼新疆提法使等職。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爆發，各省紛紛響應，新疆革命黨也舉行了伊犁起義並成立了伊犁軍都督府，新疆政局大亂。原新疆巡撫袁大化面對複雜的局面不知所措，不願任新疆督軍，而辭職東歸。繼任者袁鴻祐被殺。楊增新臨危受命，一九一二年五月十八日被北京中央政府任命為新疆都督兼民政長（省長）。在楊增新掌控新疆的過程中曾經取過重要作用的馬福興也是雲南蒙自人。當時的新疆內憂外患，動亂頻仍。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外蒙古活佛哲布尊巴丹在帝俄的支持下在庫倫宣佈獨立，並且進一步威脅阿勒泰地區。外有帝俄增兵新疆，外蒙入侵科布多；內有哥老會、伊犁革命黨人的暴力活動和哈密鐵木耳農民起義等騷亂，辛亥革命後一時間出現魚龍混雜的局面。當時民族的、政治的、國際的背景交織在一起，使新疆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動盪。此外，辛亥革命後，新疆的經濟命脈——朝廷每年撥給的數百萬兩白銀的「協餉」完全斷絕，財政空前困難。
在如此錯綜複雜的形勢下，楊增新面對的現實卻是沒有軍隊，沒有財政，沒有後援。本來應該成為他的堅強後盾的「中央政府」，自顧不暇。當時最樂觀的看法是：楊增新頂多能支撐18個月[5]。然而，只用了兩年左右的時間，楊增新充分發揮自己的才幹，剛柔相濟，對不同事件採用不同手段，使新疆局勢逐步穩定下來。他「陽雖主戰，而陰則主撫」，以「收撫作為上策」，同時勸導哈密王主動「減輕差徭」，從而平定了哈密的穆斯林起事；他分化並鎮壓了各地哥老會與農民運動；他提出「共和成立，彼此一家」，與伊犁軍政府和談並達成統一，然後又逐步排除軍政府人物的影響力。
楊增新堅信中國人傳統的意識，反對分裂，堅定維護祖國統一。他剛一上任，一九一二年六月廿三日就發生了于田群眾打死不法俄商、民族敗類30多人的「策勒村事件」。帝俄軍隊以「不知該通知誰」為藉口，悍然越境進駐伊犁與喀什噶爾。新疆陷入全面動亂，進而被列強肢解，似乎已經不可避免。對「策勒村事件」，帝俄領事以武力相威脅，提出處死一百八十名中國官民和賠款的要求。楊增新從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尊嚴出發，拒不同意所謂「懲凶」要求，多次與帝俄領事交涉，終於達成了不「懲凶」，只賠款的協定[6]。在當時國家和軍隊極度虛弱的情況下，這也是「賠款保民」的無奈之舉。
一九一二年八月被帝俄指使的外蒙封建王公攻陷科布多城。民國政府已經準備放棄清朝烏裏雅蘇台將軍統轄的阿勒泰、唐努烏梁海等邊疆區域，以便退保新疆塔里木進而維持中原穩定。此時只有楊增新清醒地認識到保住阿勒泰，新疆才不至於陷入動盪；放棄阿勒泰，就不可能遏制瓦解中華民國的趨勢。為了阻止外蒙叛軍擴大勢力範圍，10月楊增新出兵與科布多毗連的阿勒泰。他採用「圍魏救趙」的戰術，佯攻科布多城以牽制外蒙叛軍，使其不敢貿然進擊阿勒泰。一九一三年七月外蒙叛軍又派軍隊兩次攻襲新疆的察漢通古，楊增新調集兵力堅決抗擊帝俄和外蒙古傀儡軍對新疆的侵略，收復了失地，維護了祖國尊嚴和領土完整。
一九一七年俄國「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後，約30萬哈薩克、吉爾吉斯難民湧入新疆。同時，大批白俄軍人為躲避紅軍追剿，流竄到新疆，人數先後達5萬之多。他們性情兇殘，裝備精良，敢打敢殺，無惡不作。他們在英日支持下，企圖佔據新疆作為反攻復辟的基地。楊增新拒絕俄英日等國的挑撥誘騙，堅決採取保境安民，「嚴守中立」和「不干涉主義」，拒絕出兵援助帝俄政府及其白衛軍。此外，蘇赫巴托爾、喬巴山，再加上戈壁梟雄「黑喇嘛」丹畢加參紛紛登場，企圖擾亂新疆，割裂中國。楊增新意識到「白俄勢力抵抗蘇俄雖不足，擾亂新疆則有餘。」他剛柔相濟，採取靈活多變的方法和各個擊破的戰術，戰勝了各種敵人。因此在中國近代史中，他和左宗棠被確定為捍衛新疆，維護統一的兩位關鍵人物。可以肯定，沒有楊增新，就沒有今天的新疆；以及中國的西北邊界。相比之下，同為邊疆的蒙古獨立，西藏也游離於去留之間。
民國期間，作為新疆經濟命脈的中央政府的財政補助根本斷絕。因此有人稱楊增新是唯一一個只能依靠新疆自身資源的中國新疆領導人。新疆稍微平息，他即厲行裁兵，從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七年間，他將軍隊從一萬八千餘人裁至萬人以下，縮減了軍費開支，大大減輕了百姓的負擔。楊增新治理新疆的方法與當時全國各地大小軍閥都是大力擴軍、窮兵黷武的方式迥然不同，他實行的是「分散治軍」和「弱兵政策」，並且「嚴防武人幹政」[7]。楊增新調整新疆的政制，使之便於統一事權，解決了清代以來新疆一省之內巡撫、將軍、參贊大臣三者事權不統一的問題。
楊增新任職期間，對中央「認廟不認神」，死死跟定中華民國政府，而不管中央的首腦是誰，國體是什麼形式，都一律承認並與其保持較良好的關係。這種以大局為重，以維護祖國統一為根本指導的態度，使新疆能長期保持穩定的局面，並始終保證了國家統一，這為以後新疆的主政者開創了良好範例。
在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八年間，楊增新以過人的智慧，成功地將戰亂拒之新疆境外，開創了17年的穩定局面。保境安民不是政治家的最高境界，卻是百姓們衡量其業績的尺度。楊增新在沒有任何外援、得不到中央政府具體支援的情況下，維護了中國領土完整、國體尊嚴，用保障民眾的基本生計，化解了境內數十個民族的歷史積怨，平息了因絕望而生的孤注一擲的衝動。與其他政治家不同的只是，他清醒地意識到：在新疆不宜渲染確實存在的爭議與分歧，而應該不遺餘力地強調共同點：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都是新疆人，都珍惜生命、反對戰亂、尊敬長者、疼愛子女，都希望政治清平、貪官污吏受到追究。以此為共識，強調在同一區域內和諧共處，是新疆穩定的基礎。
楊增新逝世後，清末曾任新疆布政使、民國初年任清史館總纂的王樹柟盛讚楊增新治理新疆期間，「內塞亂源，外弭邊釁，軍民至今相安無事者垂十數年。籲！若公者，民國一人而已」[4]。應該說，這是基本符合歷史的！
其實對中國傳統文化思想有所瞭解的人，從楊增新的經歷和文集就可以看出，他是深受中國傳統文化道德薰陶的人，他的為官之道和思想基礎就在於恪守「保境安民」和「維護國家統一」。他是最後一位充滿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治亂世之能臣，是一個具有經世致用理想並用於實踐的學者。以其他眼光看待楊增新是荒謬的，也是對他的不現實的苛求[8]。
楊增新不是管仲式的全才，判斷和用人也多次失誤；《陰符經》中說：「害生於恩」，他也評論：「知天知地易，知己知彼難」[9]。一九二八年七月七日楊增新最終被自己重用的迪化道尹、軍務廳長樊耀南密謀暗殺。儘管如此，在中央政府鞭長莫及時，楊增新作為一個客觀存在的獨立政體的領導人，始終維護國家統一和新疆的安定團結，其歷史功勳是彪炳史冊的。楊增新在《題鎮邊樓》詩中說：「山關何必望封侯，白髮籌邊幾度秋；四海無家歸未得，看山一醉鎮邊樓。⋯卻怪當年班定遠，生還只為一身謀。丈夫恥為一身謀，饑溺難忘禹被憂；力障狂瀾三萬里，莫叫海水向西流。虎鬥龍爭未肯休，風濤萬里一孤舟。」班超是公認的中國東漢時期的民族英雄。楊增新的功勳與他相比毫不遜色，因此楊增新理所當然地應該被認為是民族英雄[8]。
在民國初年那段特殊的歷史時期，楊增新既不是全面發展經濟、教育、科技的能手，更不是具有新思想，能夠推動社會走向民主共和的新型人才。但他也不是只依靠槍桿子爭權奪利的大小軍閥，而是一個利用謀略和手腕的非常特殊的歷史人物。如果楊增新是另外一類人，如果不是他主政新疆17年，則祖國的版圖、新疆和中亞的格局可能就會大不相同。毫無疑問，楊增新為維護祖國統一和新疆穩定是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性的傑出貢獻的，是應該得到後世充分肯定的！
四、四川廣東，兩位都督
羅佩金（一八七八──一九二二）字鎔軒，雲南澄江縣人。祖父羅瑞圖一八七七年中進士，為翰林院庶吉士，兩廣總督岑春煊為其弟子。一九○四年到日本留學，入士官學校第六期學習陸軍。一九○五年與李根源、趙坤等組成同盟會雲南支部。一九○九年羅佩金畢業回國到廣西提督龍濟光部，委以隨營學校總辦。後經李根源推薦，回雲南任19鎮隨營學堂監督兼雲南講武學堂步兵科教官。不久調任講武堂督練處參謀官，兼陸軍小學堂總辦。他又和李根源向雲貴總督李經羲推薦蔡鍔到雲南任37協協統。他任蔡鍔部下74標標統，其下三個營的管帶唐繼堯、劉存厚、雷飆都是革命黨人，由此形成重九起義新軍最基本的骨幹。應該說羅佩金薦賢任能，為雲南辛亥革命的準備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安寧溫泉摩崖石刻有：「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閏六月廿日與蔡鍔、羅佩金、李烈鈞、趙康時、劉存厚、方聲濤、繆嘉壽同浴碧玉泉。李根源記」。
重九起義後羅佩金任南防總司令，後任軍政部總長。一九一二年八月袁世凱召各省軍事代表入京，羅佩金補為陸軍中將。袁世凱擬留他任保定軍官學校校長，羅佩金再三堅辭。當時副總統黎元洪通電各省軍政分治，羅佩金被任命為雲南省民政長。任職期間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為重九起義光榮犧牲的官兵收屍安葬于昆明西山，撫恤烈士家屬，鑄造首難烈士楊振鴻的銅像。協助蔡鍔恢復昆明社會秩序，赴蒙自等地制止亂事，平息法國企圖從越南入境事件。帶頭響應蔡鍔減薪號召，節衣縮食，廉潔奉公。在政務會上提出：「府、州、縣以下文官，須考試錄用。」積極扶持農業、交通等。
一九一五年雲南宣佈獨立，組成護國軍。蔡鍔任第一軍總司令，羅佩金任總參謀長。當時雲南財政困難，羅佩金毀家護國，把他家幾代積儲的財產，押入殖邊銀行，得銀元12萬元，以充軍費。在護國戰場上他曾親冒矢石，以致右脛被炮彈片所傷而致殘。袁世凱死去後，黎元洪出任總統，根據羅佩金的戰功，晉升為陸軍上將，補為廣西省長（未到任）。當時被授統領四川軍、民兩政的蔡鍔因為病重，推薦羅佩金署理四川督軍。不久爆發滇──川兩軍混戰，羅佩金被解職。一九二二年被土匪殘酷殺害。
在昆明有「四氣」之說：蔡鍔的骨氣，唐繼堯的福氣，羅佩金的「二氣」和黃毓成的勇氣。羅佩金從小有大志，慷慨悲歌，癡迷理想，可惜命運欠佳，未能發揮更重要的歷史作用。蔡鍔離昆時，首先考慮的雲南都督的繼任人就是李根源和羅佩金[10]，但是陰差陽錯二人都不能到任。以後羅佩金又因父喪在家守制，失去許多機會。最後竟然慘死，令人扼腕歎息。
龍濟光（一八六八──一九二五）字子誠（紫宸），雲南蒙自人，彝族，土司出身。龍濟光早年曾在蒙自、廣南等地辦團練，被任為雲南廣南縣弄汪地區續備營補用同知。一九○三年率部入廣西，參與鎮壓百色地區的反清運動。不久升任廣西右江道。一九一一年升任廣西提督、新編陸軍第25鎮統制。一九一一年四月廣州爆發黃花崗起義，龍濟光率「濟軍」進入廣州，任廣東提督。辛亥革命時，龍濟光表示沒有反對民軍的理由。他和廣東水師提督李准的反戈，使廣東兵不血刃而於11月9日光復。雖然他們都並非完全自願，但終究避免了軍民塗炭。龍濟光還被推為副都督。因此胡漢民正式就任廣東都督時也確定龍濟光、李准兩提督照舊擔任，以維護廣東的秩序[11]。一九一二年袁世凱令龍率全部“濟軍”由廣州調駐梧州。一九一三年成立廣東護軍使署，陳炯明、龍濟光分任正、副職。7月爆發二次革命，廣東宣佈獨立。袁世凱任命龍濟光為廣東宣撫使，率部進入廣東，後加任為廣東都督兼民政長，在廣東實行白色恐怖統治。一九一五年十二月爆發護國戰爭，龍濟光派其兄龍覲光率部經桂攻滇，被滇桂護國軍擊敗。一九一六年四月六日被迫宣佈廣東獨立。6月6日袁世凱死，7月滇桂護國軍和廣東民軍發動進攻，龍濟光部敗退。7月6日北京政府任命廣西護國軍陸榮廷為廣東都督，朱慶瀾為省長，任龍濟光為兩廣礦務。10月龍濟光率餘部退守瓊州。一九一七年十一月8日段祺瑞任命龍濟光為兩廣巡閱使。他親率2萬余人在陽江一帶登陸，向廣州方向推進。護法軍政府組織反擊，於一九一八年4月將龍濟光擊敗。
在辛亥革命中，龍濟光雖然掛名起義，但他在歷史上總的地位是不光彩的。然而龍濟光的濟軍5個營由黎天才率領，在蘇浙滬聯軍光復南京時，由於頗有戰鬥力，在各個民軍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為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奠定了基礎[12]。
五、民國元老，重九之光
李根源（一八七九──一九六五），字印泉，號曲石。雲南騰越（今騰沖）人。一九○四年留學日本，先後畢業于振武學堂與士官學校，一九Ｏ五年加入同盟會。一九○九年回國，任雲南講武堂監督兼步兵科教官，旋升總辦，為雲南重九起義作出了重要的思想和組織準備工作。後改任雲南督練處副參議。武昌起義後，他與蔡鍔等領導重九起義，成立雲南軍政府，任參議院院長等職。他是雲南辛亥革命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和軍政府初期的實權人物[10]。一九一二年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任雲南支部長。後當選國會議員赴北京。參加「二次革命」和護國運動。籌組歐事研究會，又參與組織「政學會」。一九一七年任陝西省省長。一九一八年參加護法運動，曾任駐粵滇軍總司令。一九二二年黎元洪任總統時，李根源擔任農商總長，並曾兼署國務總理。抗日戰爭爆發後，與張一麟等倡議組織老子軍，以後任雲貴監察使，積極參加抗日戰爭。他還發起修建騰沖國殤墓園，為後代留下一塊感人至深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此外，參加雲南重九起義的革命軍人，經過戰火的洗禮，其中許多人以後都在中國歷史上作出了突出貢獻，從護國、護法運動到北伐、抗日戰爭功勳卓著。其中朱德從中國工農紅軍、八路軍到中國人民解放軍一直是總司令，是中國共產黨許多軍事思想的提出者和奠基人。
朱培德（一八八八──一九三七），字益之，雲南鹽興縣（現祿豐縣）人。一九○九年朱培德與朱德、范石生、金漢鼎、唐淮源等同為雲南陸軍講武堂丙班同學。一九一一年八月畢業任滇軍37協隊官，參加雲南重九起義。在護國戰爭中任第二軍第二梯團第一支隊隊長，成為護國名將。一九一六年朱培德28歲被授陸軍少將，升為駐粵滇軍第四師（師長方聲濤）第七旅旅長。一九一八年朱培德升任駐粵滇軍第四師師長兼廣州警備司令，成為護法中堅。一九二一年孫中山任命朱培德為桂林北伐大本營參軍長、中央直轄駐粵滇軍總司令。一九二三年滇、桂、粵聯軍討伐陳炯明取得勝利，為孫中山重返廣州重建革命政府奠定了基礎。朱培德被任命為廣州軍政府陸軍部代理部長、廣州警備司令。廣州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成立時被任命為大本營參軍長、拱衛軍司令。一九二五年滇桂聯軍叛變，廣州大本營任命朱培德為建國滇軍總司令。一九二五年廣州國民政府成立，朱培德成為十六名國民政府委員之一，任軍事委員會委員兼軍需部長，滇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三軍，朱培德為軍長。一九二六年朱培德被選為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軍事委員會軍需部部長。北伐誓師大會時擔任檢閱總指揮，北伐時為右翼軍總指揮。滇軍和朱培德為打敗孫傳芳主力，攻佔江西立下不朽戰功。為此他被任命為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五路軍總指揮。一九二八年再次北伐時朱培德任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前敵總指揮，最終進入北京。他曾任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兼陸海空軍總司令部秘書長，代理總司令、軍委辦公廳主任、軍事訓練總監部總監等要職。一九三五年被國民政府任命為國民革命軍陸軍一級上將。一九三七年朱培德49歲去世，國民政府明令國葬。由於朱培德極力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蔣介石和宋美齡心懷感激，二人堅持要為朱培德守靈，最後蔣介石雖然被強行架走，但宋美齡則一直守了通宵。朱培德是民國軍人中職位最高的雲南人。
唐淮源（一八八六──一九四一‧五‧十二）字拂川，江川縣人。唐淮源畢業于雲南講武堂丙班，一九一一年十一月畢業任排長，參加重九起義。護國時為蔡鍔第一軍副連長、營長。一九一八年升任第五團團長，調四川宜賓縣任縣長。後再升第十五混成旅旅長。以後入粵參加北伐，加入第三軍。一九二七年唐淮源任國民黨陸軍學校南昌分校教育長。一九二八年十月南京國民政府決定整編全國軍隊，唐淮源調任12師副師長兼35旅旅長。一九三三年升任12師師長，一九三六年任第三軍副軍長兼一二五三師師長。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唐淮源升任第三軍軍長。他治軍極嚴，明令不得驚擾百姓，滋事生非，違令嚴懲。以後，唐淮源所部轉戰華北，參與冀西、晉東、晉南戰役。一九三八年夏唐淮源率第三軍轉入晉南中條山。國民黨為了保衛中條山這一兵家必爭的戰略要地，調集兩個集團軍7個整軍、一個改編旅、一個遊擊隊，約16萬人防守中條山。從一九三八年十月開始，協助友軍擊敗日寇13次大規模的軍事進攻，保衛了潼洛。每當前方情況險惡時，唐淮源總是親自到前方督戰。一九四一年三月軍秘密調兵25萬以上撲向中條山，由此揭開悲壯的中條山戰役。5月11日經過數十天激戰，第三軍傷亡過半，四面受敵，糧盡援絕，退路已斷。在這危急關頭，唐淮源召集手下三位師長，毅然說：「現情勢險惡，吾輩對職責及個人之出路，均應下最大之決心，在事有可為時，須各竭盡心力，以圖恢復態勢，否則應為國家民族保全人格，以存天地正氣。我已抱定不成功便成仁之決心。」「中國軍隊只有陣亡的軍師長，沒有被俘的軍師長，千萬不要由第三軍開其端。」5月12日唐淮源率眾且戰且走，最後身陷絕境，他寫下遺書：「余身受國恩，委于三軍重任，當今戰士傷亡殆盡，環境險惡，總軍兩部失去聯繫。余死後，望總司令及參謀長收拾本軍殘局，繼續抗戰，余死瞑目矣！」隨後飲彈殉國，時年55歲。同時犧牲的高級將領還有麾下12師師長、雲南人寸性奇中將。唐淮源是犧牲在抗日戰場上的國民黨將級軍官兩百多人中軍銜最高的八位上將之一，其功勳將永垂青史。
參考文獻
⒈黎東方《細說民國創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342-344頁
⒉張一鳴主編《雲南省志‧政府志》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137頁
⒊金沖及胡繩武《辛亥革命史稿》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84-432頁
⒋王樹柟《闐威上將軍新疆省長兼督軍楊公墓誌銘》
⒌楊鐮內陸亞洲的變局與均衡《讀書》‧2007年3期‧37-42頁
⒍彭武麟評楊增新主政新疆17年《近代史研究》‧1989年2期209-225頁
⒎宋仲福主編《西北通史（第五卷）》蘭州大學出版社‧2005
⒏張一方張一鳴為穩定新疆和維護祖國統一作出傑出貢獻的雲南人——楊增新《紅河學院學報》‧2010‧8（3）‧55-60、65頁
⒐楊增新《陰符經注解》
⒑謝本書李成森《民國元老‧李根源》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
⒒丁身尊主編《廣東民國史》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
⒓姜克夫《民國軍事史》重慶出版社‧2009‧40頁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41期；民國100年12月25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