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鍔的政治傾向
作者／楊維駿
一
蔡鍔生於一八八二年，正處於列強競相瓜分中國、民族危機深重的時代。以康有為、梁啓超為首的維新派舉起了「救亡圖存」的旗幟，主張自上而下變法維新，按照資本主義國家的圖樣實行某些政治改革。一八九七年，維新派梁啓超等，在湖南辦了一個時務學堂，向學生介紹西學，宣傳維新變法理論。年僅十五的蔡鍔考入了這個學堂就學。在梁啓超等維新思想的薰陶下，蔡鍔正如許多愛國青年一樣，股切希望通過變法維新，振興中國，這在當時是進步的表現。
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失敗，宣告了改良主義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胡同。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感到不推翻腐朽媚外的清王朝，中國無救，紛紛轉向革命。少數深受改良主義影響的青年，仍然跟隨梁啓超等人走改良主義道路。蔡鍔就是其中較突出的一個。
康有為、梁啓超逃亡到日本後，繼續鼓吹保皇維新。蔡鍔應梁啓超的召喚，在唐才常的資助下，到日本求學。他加入了唐才常以「勤王」為宗旨的「自治會」。一九○○年，他隨唐回國，謀組織「勤王」起義。事敗，他又東渡日木。這時，梁啓超在日本橫濱出版「新民叢報」宣揚保皇維新，邀約蔡鍔協助。蔡以奮翮生、錐擊生的筆名，積極為該報撰稿。他的代表作是《軍國民篇》(1)。他無視清王朝腐朽黑暗、喪權辱國，卻把中國孱弱的原因歸之於國民尚文不尚武，主張效學古斯巴達國的尚武精神和日本的武士道，向國民進行軍事訓練。他攻擊革命，說什麼「中國歷祀之革命，皆因私權私利而起，因公權公利而起者，無有也。以暴易暴，無有已時」。日本明治維新後建立的資本主義國家，帶有濃厚的封建軍人專權的軍國主義色彩。蔡鍔主張的軍國民主義，基本精神類似日本，是帶有封建軍國主義色彩的一種改良主義。
楊度這時也在日本，蔡鍔與楊常相往來。楊大談君憲救國論，蔡也暢言：「非軍國主義不足以救積弱之中國……大君與人民共國家，即可謀人民以兵役」(2)。二人此唱彼和，甚為投契。
中國留日學生雲集東京，有主張革命，有主張改良；但在愛國圖強這一點上有共同之處，因而相互有往來。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那時同改良派的政治界線還不很清楚，一八九九年孫中山和梁啓超過往甚密，甚至曾討論雙方合併建立統一組織，由於康有為反對，沒有成為事實。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蔡鍔與孫中山、黃興等革命派也有所接觸。他曾參加黃興等二百餘中國學生組織的「抗俄義勇隊」，意欲回國抗拒沙皇俄國的入侵。他還曾參加大多由跟隨過唐才常「勤王」的學生組織的一個秘密團體。這個團體「歃血誓盟，以傾倒清廷建設新國家為宗旨」，但團禮中的人分為三派，有較急進的，有主張改良的，各堅持自己的政見。蔡鍔即屬堅持從事軍事學問和訓練國民入手進行改良的一派。(3)
一九○一年，清政府為了應付國內日愈對朝廷不滿的危機，發布上諭要行「變法」。這是裝飾門面的「變法」，遭到革命派的蔑視和諷刺，改良派卻感到莫大的鼓舞。一九○四年，蔡鍔以趙爾巽巡撫湖南頗有聲，遂為書五萬餘言致趙，請力行新政為各省倡(4)。這樣洋灑灑數萬言的建議書，正順應了清廷「變法」的需要，於是蔡的聲名大噪，東南封疆大吏咸知其名。
蔡鍔在日本東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後，於一九○四年七月回國。東南封疆大吏爭相聘請他，委以重任。他先後應江西、湖南、廣西巡撫的聘請，歷任江西隨營學堂監督、湖南教練處幫辦、廣西新軍總參謀官兼總教練官等職。這段時期，正是蔡鍔步步高升、把軍事改良抱負付諸實踐大顯身手的時機。他積極為改良清朝軍事教育、提高清軍素質效力，在廣西任內表現尤為突出。李經羲任廣西巡撫時，對蔡嘉許備至。後任巡撫張鳴歧對蔡更為倚重。「凡關軍事機構及邊防改良設施等事，均為蔡公一手籌畫，即軍事奏議亦多出其手」。(5)
有人認為，蔡鍔在廣西期間開始了從改良到革命的轉變，對革命黨人的同情和贊助有所增加。其主要根據是：一、據有的人回憶，蔡鍔曾加入同盟會；二、一九○七年同盟會在鎮南關發動起義前夕，黃興曾偕同趙聲秘密訪問了蔡鍔，有所計謀；三、一九○五年十一月，蔡鍔運購槍支到桂，欲乘藩司余誠格母一壽日起事，因勢格未果，遂派岳森、譚人鳳以招募委員名義，將所購短槍一百支密送寶慶交黨人藏用。關於第一點，戴建國同志所寫《蔡鍔黨籍考》(6)已用大量確鑿的材料否定了蔡鍔曾加入同盟會之說，這裡不必再贅述。關於第二點，只見於劉達武編的《蔡松坡先生年譜》，即便真有此事，劉在《年譜》中並沒有講蔡鍔當時如何表示，僅憑這一不很明確的敘述，不足以證明蔡鍔已轉向革命。而按照廣西同盟會支部負責人耿毅的回憶，蔡鍔到桂林掌握了督練新軍大權後，「對革命同志倒擠掉了不少」(7)。至於第三點，也只見於劉達武編的《蔡松坡先生年譜》。這一敘述很多錯亂。當時廣西的藩司是張鳴歧，不是如劉所說的余誠格。同盟會成立於一九○五年八月，之後，一些同盟會員才陸續到廣西活動，當年十一月，同盟會在廣西還談不上有起義的條件。也沒有任何材料說明蔡鍔當時聯絡和組織了什麼革命力量，他孤身一人怎麼起事？譚人鳳曾在湖南謀起義，被官府追捕，他怎麼可能公開以招募委員名義運送一批短槍到湖南寶慶。這一敍述顯然不可靠。根據同盟會廣西支部負責人耿毅、何遂的記述，他們帶著黃興的介紹函要求與蔡鍔聯系，蔡拒不理睬。他們認為蔡滿嘴官話，沒有什麼革命味道，與梁啓超的關係深，大概是立憲派，就藉口蔡任用私人、袒護同鄉，排斥廣西人，掀起了逐蔡出桂的浪潮。蔡不理，也不走，後來反對的人愈來愈多，才被迫離開廣西。臨行前，蔡才向何遂等黨人講了一番半似關心半似恐嚇的話，告誠他們不要拔苗助長，要小心，否則將來難免有殺身之禍(8)。這件事充分說明，蔡對廣西革命黨人是採取不理睬不合作的態度，則如何能說他已同情和支持革命。
一九一一年初，蔡鍔應雲貴總督李經羲的聘請來雲南任三十七協協統。是年三至六月，他伏案著書，寫成《曾胡治兵語錄》(9)。這是他繼《軍國民篇》之後又一重要軍事著作。這時，國內階級矛盾尖銳，武裝起義此起彼伏，黃花崗一役更震動全國，成為偉大的辛亥革命爆發的前奏。面對革命大風暴即將來臨，蔡鍔趕忙抛出了《曾胡治兵語錄》。他在序言中雖談到「片馬問題糾葛方殷，瓜分之謠諑忽起」，但《語錄》的整個精神是為了對付國內問題。他在《語錄》中驚呼：「今日時局之危殆，禍機之劇烈，殆十倍於咸同之世」。橫跨咸同之世的是席捲半個中國的太平天國運動和捻、苗、回大起義，給清王朝的統治以嚴重打擊。但今日清王朝比咸同之世更為腐朽衰敗，難於經受住革命大風浪的衝擊，其「危殆」確乎可以說「十倍於咸同之世」。眾所周知，曾國藩、胡翼林是勾結洋人鎮壓太平天國和各族人民大起義的劊子手和民族敗類。孫中山等許多革命者很尊崇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極憎恨曾國藩等民族敗類。而蔡鍔在《語錄》中稱曾、胡為「先賢」，對其反革命「志節」和鎮壓太平天國的「武功」贊賞備至，稱之為「豐功偉烈」，號召清軍軍官「細心演繹，身體力行」，像曾、胡那樣訓練出一支強大的軍隊，做出不亞於胡曾「豐功偉烈」的一番事業。後來，蔣介石深贊此書，他說「不意松坡先得吾心，纂此治兵語錄一書」(10)。由此亦可見《語錄》的真義所在。
由青少年時代至辛亥革命前，蔡鍔始終信奉改良主義，醉心於改良主義救中國。隨著國內階級鬥爭的加劇，他反對革命主張改良的改良主義立場，使得他愈來愈為清廷擔憂，《曾胡治兵語錄》是他為挽救清廷統治危機所作的最後一次努力。
二
稱蔡鍔為「傑出的資產階級革命家」的主要理由之一，是說蔡鍔領導了雲南辛亥革命，為推翻清王朝在雲南的統治作出了很大貢獻。事實果真如此嗎？
中國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在戊戌變法失敗後，頑固堅持保皇維新，反對革命。辛亥革命爆發後，各省的改良派紛紛投入反清鬥爭，這在客觀上有利於革命；但他們決不願革命成功，他們同舊官僚相勾結，打擊排擠革命派，纂奪新政權，在新招牌下恢復舊統治，使各地的辛亥革命歸於失敗。蔡鍔在辛亥革命期間的表現，似頗相像各地改良派的所為。
雲南辛亥革命是在雲南同盟會領導下發動的。同盟會在雲南經過長期艱苦的革命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並通過哥老會基本上掌握了駐昆明的新軍，為武裝起義作好了充分的準備。武昌起義爆發後，雲南同盟會決定立即響應，因蔡鍔曾對同盟會員有所掩護，便邀約蔡參加秘密會議，會上詳細制訂了起義的時間和軍事作戰計劃。以蔡的官階較高，遂推蔡為起義軍臨時總司令，雲南同盟會支部長李根源副之。重九起義戰鬥中，在第一線直接指揮作戰的是李根源、李鴻祥、羅佩金、唐繼堯、謝汝翼等同盟會員。蔡鍔在軍事指揮上並沒有表現出很大的作用。辛亥起義是一場革命，如果僅憑誰在軍事上指揮起義時的戰鬥，就說誰領導了這場革命，那麼，武昌起義時孫中山還在國外，就談不上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了。大家公認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主尊甚因為孫中山在政治上、思想上起了領導辛亥革命的作用。同理，雲南辛亥革命從事前的準備到武裝起義，在政治上、思想上起領導作用的是雲南同盟會，而且軍事作戰計劃是同盟會在會上決定的，在戰鬥中起主導作用的也是同盟會員，因此，領導雲南辛亥革命的是雲南同盟會。蔡鍔在起義前幾個月，還拋出《曾胡治兵語錄》，企圖挽救清廷，此後仍「對於清廷從來沒有不滿之意」(11)，根本談不上在政治、思想上起了什麼領導革命的作用。不能僅憑他在起義的戰鬥中任總指揮，有一些貢獻，就說他領導了這場革命。
蔡鍔參加雲南重九起義，是否意味著他已真正轉向革命，這還得看他的具體表現。據劉達武的記述，重九起義前，蔡鍔「函請熊文案速李督遷避法領府」(12)。雷飆也在《蔡松坡事略》中說，蔡函熊鐵崖、劉顯治「為李督及其全眷準備臨時移避辦法」(13)。事前通知李經羲遷避，等於告訴清統治者，革命黨人即將起義。幸好熊未轉告李，否則，起義將被扼殺。蔡此舉居心叵測，即令是出於對李經羲感恩圖報，而如此置起義安危成敗於不顧，他是否真心轉向革命便成問題了。
重九之夜，李根源、李鴻祥率新軍七十三標義軍兩個多營於八時許舉事，攻入城內，與一、二倍於己的清軍激戰，當時義軍士兵每支槍只有五發子彈，處境很不利，李鴻祥於九時就派排長楊秀靈乘快馬趕往巫家埧報告蔡鍔，「催促兩標動作」(14)。李經羲聽見槍聲後即電話向「蔡鍔求救」(15)。還不到九時，巫家埧義軍就已聽到「北校場的槍聲」(16)。軍情如此緊迫，但據蔡鍔自己的記述，他到十時才集合「重要將校詳細規定攻擊計劃」，十時三十分又集「全體將校述明義舉宗旨」，然後又集合全體士卒宣布「舉義宗旨」，直到午後十二時才陸續出發(17)。其實，據蔡的記述，攻擊計劃在當天下午就已詳細規定，下達各重要將校(18)。此時再向重要將校規定攻擊計劃顯然已無必要。巫家埧全體將校中多數是同盟會員，士兵也早經同盟會聯絡好準備起義，根本無必要兩次宣講「舉義宗旨」。如此拖延時間，遲遲不發兵增援城內義軍，居心何在？這也不像是真心革命。
雲貴總督李經羲被俘後，蔡鍔竟跪地請求李「出維大局」(19)，「勸充都督」(20)。李拒不肯出，「滇中軍人亦多不同意」(21)，此事才未實現。李經羲是雲貴最高統治者，一向忠心清王朝，敵視革命，蔡鍔跪求李擔任新政權首腦，豈不是把領導權拱手奉送給舊統治者。別省義軍最多是把黎元洪之類新軍協統當作有新思想的人推為都督，沒有任何義軍卑躬地跪請當地反動的最高統治者「出維大局」。當時，許多省的立憲派和士紳倒是紛紛擁戴當地最高統治者巡撫、總督出任新政權都督；這是他們為了對付革命的應變策略。蔡鍔此舉與許多省立憲派的應變策略不謀而合，他參加起義是否真為了改變舊統治，也就可疑。
重九起義的勝利，揭開了雲南辛亥革命的序幕，此後，雲南和全國各地一樣，又處於保衛和破壞辛亥革命成果的激烈鬥爭中。在這個鬥爭中，蔡鍔的表現如何呢？首先應當看到，以他為都督的雲南軍都督府改革吏治，整頓財政，舉辦實業，改良教育，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使雲南由過去受協的窮省，庫存增加到一百四十餘萬。這些革新措施既符合了雲南同盟會的要求，也沒有超出改良派的改良願望。
但也不能不看到另一面。在雲南，以蔡鍔為都督的雲南軍都督府派兵往滇西，瓦解了同盟會員張文光領導的早昆明三天起義的騰越革命政權。起初，舊官僚士紳掌政的大理政權偽造文件毀謗張文光義軍向省軍都督府發出要挾命令。但李根源奉命率軍西行到達大理後，已查明真相，知道張文光義軍紀律嚴明，完全服從省軍都督府，即向蔡鍔如實匯報，請授張協都督，並「通電各省軍都督府，以彰其烈」(22)。蔡鍔復電也稱贊張「倡義騰越，商民安堵，又能顧全大局，共保治安，卓著勤勞，實堪嘉尚」(23)。蔡鍔既已知道騰越義軍顧大局服從省軍都督府，但仍堅持排斥取締，下令大量裁撤義軍，最後把張文光調到大理任空頭提督。這顯然是不容許在滇西存在一個同盟會員建立的革命政權。
貴州革命黨人在雲南之後幾天舉事，團結立憲派，建立了新政權。立憲派不甘心黨人掌權，極謀奪權，派代表向蔡鍔求援。蔡鍔欲派兵入黔支持立黨派，遭到李根源的反對，可是等到李西行後，蔡就同貴州立憲派的代表戴戡、周沆達成了出兵援助貴州立憲派的協議。庚恩暘說，雙方訂立了「條約」(24)，戴戡、周沆也說「訂成條約」(25)。蔡鍔派唐繼堯出兵，假稱北伐，實際是採取「假途滅虢」的計謀，入黔鎮壓革命黨人。中途，因陝、川局勢緊張，入川滇軍請援，加以貴州革命黨領袖鐘元黃來滇向蔡鍔上書，詳陳黔事，請勿助黨爭以禍黔民，蔡乃電唐繼堯改道入川，暫置黔事。可是，鐘離滇返黔，蔡又密電唐「注意防範」(26)。鐘到安順就被唐殺害。當蔡得知貴州革命派領袖黃澤霖被殺、張百麟遁匿、革命政權不穩的消息，就令唐酌撥隊伍代定黔事。接著，唐與蔡在入川入黔兵力分配以何方為主的問題上，意見有所分歧，而對於必須派兵入黔鎮壓革命派這一點，是完全一致的。迨南北議和，入川已無必要，蔡就同意唐的意見，令唐率所部戡定黔亂，勿庸改道入川。唐率軍入黔後，大肆屠殺革命黨人和革命群眾，建立了由唐任都督聯台立憲派、舊官僚的統治。蔡鍔又命由川後撤的滇軍李鴻祥部前往貴州貞豐、遵義肅清革命黨人張百麟的武裝(27)。這樣，就使得貴州革命黨人經過艱苦鬥爭發動的辛亥革命歸於失敗。
有人說，在「援黔」問題上，蔡鍔同意唐繼堯入黔是無可奈何，唐應負主要責任，蔡只負次要責任。然而蔡鍔本人不是這樣看問題。他親自審定的《援黔篇》(28)非常清楚地記述當年「援黔」完全是因為「政權匪勢混而為一」，黔人代表「迄便道移入黔，代清匪亂」，「乃命唐繼堯率師入黔」。沒有片語隻字流露出不滿唐的所為「無可奈何」之意。對唐在黔的大屠殺也備加贊賞，說唐「器識恢宏」，對「匪」「痛加彌薙」。並沒有半點推卸自己是「援黔」的決策者和最高指揮者的責任。
蔡鍔還派滇軍「援川」，最初宣布的宗旨是援助蜀人反清、北伐。但滇軍進入川南時，清督趙爾豐已在四川同志軍的包圍下垮台，在重慶已建立了同盟會員領導的蜀軍政府，敍府、瀘州也已建立了同盟會員與同志軍聯合的軍政府，成都建立了實力派、立憲派和革命派的聯合政府。蔡鍔卻命滇軍進剿同志軍，「早平匪亂」(29)，並要「以全力監督改造蜀軍政府」(30)，還向成都軍政府提出：「一、取銷成都哥老會政體；二、令同志軍繳械解散，另招新軍編練軍隊；三、不得排斥外省人；四、統一軍政府」(31)。援川反清的宗旨就變為平亂控川了。滇軍大肆鎮壓反清的同志軍，摧毀了敍府、瀘州兩個革命政府，視所到之處為征服地，自由委任大小官吏，任意搜刮公私財款，把持川南鹽井，引起川人的極大不滿。
蔡鍔瓦解滇西革命政權、「授黔」、「援川」，矛頭都指向革命派。用他自己當時的話來說，就是「保障西南，以戢某政黨之狂潮」(32)。據楊昌銘在回憶錄中說，南京政府成立之時，梁啓超密電蔡：「速將滇、川、黔三省佔據，不然吾黨無立足之地」(33)。陳恆安也記述說：梁啓超還授意蔡「運用滇軍兼並川黔，雄踞長江上游，以觀天下之變」(34)。這兩點記述意思相近，似可互相印證。對照蔡在西南的所為正好符合楊、陳所記梁啓超對他的授意，他的行動與梁的全盤打算恐不無聯繫。
蔡鍔對全國大局也有計劃，他竭力謀取讓袁世凱依靠改良派治國，徹底瓦解革命派。一九一二年五月，他發出通電，向竊據大總統職位的袁世凱推荐梁啓超。他贊譽梁「為國先覺，閎才碩學，道高德懋，海內所知。徒以政見素持穩健，為少數新進所詬病」，請袁，「為國求賢，以禮羅致」，以「翊贊新猶」(35)。迨梁啓超歸國，蔡又通電各省都督，吹噓梁啓超「為康濟時局所不可少之人，民國啓造，經緯萬端，正宜資以擘畫」，請各都督「致電歡迎，以為海內想望先生者之倡」(36)。大家都知道，梁素主保皇，辛亥起義後還發表文章，「為最後維持舊國體之商榷」(37)。蔡竟頌揚梁「穩健」，攻擊孫中山等革命派批判保皇是對梁「詬病」，並把梁捧得如此之高，似乎中國非等待梁來「擘畫」不可，無非是要袁世凱依靠改良派來治國。
同盟會及其掌握的武裝是革命派的主要力量所在，要消滅革命派，就必須瓦解同盟會及其武裝。蔡鍔看準了這一點，發出通電大談政黨政治弊端，倡議首先解散同盟會及共和黨、統一共和黨(38)。而同時，卻暗中復電立憲派湯化龍、張謇等，希望他們籌組的新黨「早日成立，拯此危局」(39)。他還建議袁世凱「明頒禁令」不許軍人入黨(40)。這一著也很厲害，在軍中任職的同盟會員如都退出同盟會，革命派將喪失武裝。
《臨時約法》是中國第一部具有資產階級民主精神、規定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的根本大法。革命派寄希望於依靠約法來約束袁世凱，以保衛民國。蔡鍔卻攻擊《臨時約法》使「國本動搖」建議袁世凱密召梁啓超、楊度另擬一憲法(41)。這顯然是要以改良的憲法代替革命派的憲法，為改良派治國掃除障得。
一九一三年三月，袁世凱使人暗殺了革命派重要領袖宋教仁，出動軍隊南下，要徹底消滅南方革命黨人。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被迫應戰，爆發了「二次革命」。蔡鍔立即電袁世凱說：「知贛事已決裂，積年痛毒趁此一決，未始非福……惟懇分飭皖、寧嚴防分竄，一面添重兵馳赴戰地分頭截剿，早日撲滅，以免星火燎原」；「再，北軍此役應嚴申紀律，免促奸人借口」(42)。「積年痛毒」幾字反映了對革命派的仇恨由來已久，而其建議確也兇狠毒辣。革命黨人熊克武在重慶起兵響應「二次革命」，袁世凱命蔡鍔、唐繼堯組成滇黔聯軍，唐任司令，入川討熊。蔡遵照袁的命令，派兵進入川南。同時，連發三個加急電報給袁世凱，請示方略，匯報情況(43)。唐繼堯督率滇黔聯軍鎮壓了熊克武的起義。
他對於改良派的勝利和革命派的慘敗得意洋洋地總結說：「進步黨應世界之趨勢，為中央所倚重，社會所歡迎，似已立於健全之地位矣」；「暴烈派以破壞為事，苛可以達其目的，即犧牲全國而不恤。然其進銳，則其退速，今已一落千丈矣，其剿絕易易也」。(44)
三
蔡鍔感到身處邊陲的雲南，地方貧瘠，不能很好地施展宏圖，多次寫信給梁啓超，請幫忙調他離雲南。對蔡離滇之事，梁啓超說：「並非有人逼著他辭職。雲南人苦苦挽留，中央也不放他走」，「他前後寫了十幾封信給我商量，要我幫他忙把官辭掉」(45)。經梁的說項，袁世袁調蔡來京。
袁世凱鎮壓了「二次革命」後，在進步黨人的支持下，更肆無忌憚地破壞共和制，復辟封建專制。在這樣的形勢下，蔡鍔到了北京。由於他在西南地區忠於袁世凱敵視革命派的種種表現，袁對他頗為器重，派代表歡迎，贈予萬金，並派他同李經羲、楊度等，組立「政治會議」以代替國會。他又被派任為「參政院」參政，尋升審議長。他參加了解散國會，制定袁記約法代替《臨時約法》，選舉袁世凱為實際上的終身大總統等等擁戴袁封建專制復辟的活動。他在審議長任內發表了頗為重要的政見，袁世凱見他文武兼資，並以國防重務，囑將國防計劃擬具綱要。蔡立即擬就，並以所著軍事計劃呈上。袁世凱畀以將軍府昭威將軍名號，兼陸海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處員。能進入這辦事處任處員的多系北洋系陸海軍大員，南方軍人為處員的只蔡一人。袁還常邀他和親信唐在禮共進午餐，並將剿辦白郎農民起義軍的一切計劃、情報、有關電文都交他審閱(46)。據說，袁還曾想任命他為參謀總長，以代替不到職的黎元洪，然後再代替尾大不掉的陸軍總長段祺瑞，因遭到北洋內部反對而未實現。(47)
這期間，袁世凱恢復了清朝的官制，任命國務卿，設將軍府，將文官分為卿、大夫、士九等，改各省民政長為巡按使，封各省的軍閥為將軍，恢復了皇帝所應有的排場。他要當皇帝的野心已是路人皆知了。蔡鍔仍安然為袁效勞，沒有任何異議，也不見他在私下向梁啓超表示對袁不滿。
一九一五年春，蔡鍔曾在「參政院」發表演說，主張拒絕接受日本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並制訂了對日作戰計劃上陳袁世凱。應當肯定，蔡在這件事上表現了鮮明的愛國主義立傷。但袁世凱接受了「二十一條」之後，他仍沒有在私下表現出半點對袁不滿。
四
蔡鍔參加了護國起義，這是他一生中最光榮的一段經歷。當然，他能從擁袁轉變為反袁，脫離反動陣營投入革命陣營，在政治上影響很大；他在四川率護國第一軍與北軍苦戰，也立下了汗馬功勞，其功績是不可磨滅的。不過，他參加護國是否就意味著從改良轉向革命，成為革命家呢？
首先看蔡鍔何以反袁。「籌安會」剛提出帝制問題時，蔡鍔不太贊同，倒不是出於反對帝制，而是耽心革命黨人乘機起來煽動革命和日本乘隙而入。他密電滇督唐繼堯、黔督劉顯世，提出自己對帝制問題的看法：「歐戰未終、東鄰伺隙、黨人思逞之時，掀揭此議，頗屬危險。滇黔住處極邊，黨人尤易闌入」，「尚望加意鎮懾，俾免意外」(48)。蔡鍔幾次由北京到天津同梁啓超密商。二人分析局勢，一致認為袁世凱在此時稱帝會使革命黨人得逞，頗屬危險。於是由梁啓超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49)，勸袁緩稱帝。有人說梁的這篇文章舉起了反對帝制的旗子。其實，文章根本沒有反對帝制，通篇所談都是現在變更國體不合時宜。作者並不隱諱自己對共和制的痛恨和對君主制的留戀，說什麼：「常覺辛亥壬子之交，鑄成此一大錯，而中國前途之希望所餘復無幾，蓋既深感共和國體之難以圖存，又深感君主國體之難以規復」。作者認為現在並不具備變更國體的條件，若勉強為之，等於「果未熟而摘之，實傷其根」，結果將會是「總統創業未半而遽奪諸國民之手，則中國惟有糜爛而已」。作者設計了一個「返於帝政」的方案：「今大總統內治修明之後，百廢俱興，家給人足，整軍經武，嘗膽臥薪，遇有機緣，對外一戰而霸，功德巍巍，億兆敦迫，受茲大寶，傳諸無窮」。所謂「內治修明」，當指改良政治，也就是要袁走改良主義道路，最後實行可「傳諸無窮」的君主立憲。蔡鍔給這篇文章很高的評價：「先生所言，全國人人所欲言，全國人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以動天下也」(50)。因此，這篇勸袁緩稱帝的宣言，代表了梁、蔡的共同政治主張。袁世凱急於當皇帝，對梁啓超的規勸聽不進去，因見蔡鍔常去天津，疑與梁有密謀，派人搜查蔡的住宅。蔡、梁眼見袁執迷不悟，深恐革命黨人「思逞」，天下「遽奪諸國民之手」，決定搶先抓起反袁旗子。梁在給進步黨人的信中就說：「當此普天同憤之時，我若不自樹立，恐有將煽而用之，假張義聲者。我為牛後，何以自存」(51)。這就是蔡和梁反袁的目的所在。當時革命派爭取梁、蔡合作反袁，二人也表示願合作，但商定了一套南下奪取反袁領導權以達到進步黨左右全局的計劃。按梁的自述，這套計劃的內容主要是：「靠蔡公在雲南、貴州的舊部」(52)，「以雲貴之力下四川，以廣西之力下廣東，約三、四個月可以會師湖北，底定中原」(53)，「在重慶、宜昌一帶和袁軍決勝負」(54)。不依靠各地革命力量，僅憑二、三省的兵力就要底定中原，戰勝袁軍，顯然不切合實際，這是政治上急於求一黨成功導致在軍事計劃上的急躁冒險。為了抓住軍事領導權，他們還計劃在雲南設「元帥府」由蔡鍔任元帥。蔡抵滇後致電梁啓超說：「原議設元帥府從緩，蓋欲力事謙抑以待來者」(55)。其實，不設「元帥府」是由於滇軍將領反對(56)。所以梁啓超後來抱怨說：「軍事部署掣肘甚多，並不能如在京時所議」。(57)
再看，護國起義是蔡鍔一手發動的嗎？
任何革命戰爭都有其革命的指導思想和宗旨。護國戰爭的指導思想不是蔡鍔、梁啓超的改良主義，而是孫中山倡導的民主共和思想。護國戰爭的宗旨不是蔡鍔、梁啓超的緩稱帝，而是孫中山在第一次討袁檄文中提出的：「誓殄元兇，再奠新幫，期與吾國民始。」(58)當時革命黨內部分裂，組織渙散，但政治上的影響還是大的，在政治思想上對護國戰爭起領導作用的還是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
事實上，滇軍就是在孫中山的號召下起義護國的，早在一九一四年下半年，滇軍中層骨幹、同盟會員鄧太中、楊蓁、董鴻勛等人就秘密參加了中華革命黨。他們響應孫中山的號召，通過所辦的「滇聲報」揭露袁世凱喪權辱國，並在滇軍中聯絡志士，醞釀反袁。一九一五年八月，呂志伊奉孫中山之命來雲南活動。呂與這些中華革命黨人團結了一大批中下級愛國軍官，並與主張反袁的許多上級軍官取得密切聯繫，形成了一股強大的革命力量。在滇軍強大革命力量的推動下，本來意存觀望的唐繼堯終於決心反袁。他派員赴各方聯絡，並在軍事上積極進行準備。十月間，他上書擁戴孫中山領導全國討袁(59)。這是具有重大意義的行動，表明了唐繼堯擺脫蔡鍔的影響，不執行蔡防範黨人闌入的指示，決心在孫中山的旗幟下反袁。接著，商定由羅佩金為總司令，計劃在翌年元旦袁氏登極之日起義(60)。十二月初，派出先頭部隊開往滇川邊界待命(61)。雲南討袁準備已經就緒即將起義的前夕，革命黨人李烈鈞，熊克武等人聞聲趕來，於十二月中旬抵昆明，受到唐繼堯的盛情款待。十二月十九日上午，唐繼堯在巫家埧召集即將出發的步七團等部隊舉行了討袁誓師大會，唐親自在會上講話(62)。當天下午，蔡鍔才在唐派出的部隊嚴密保護下抵昆。全國通輯的革命黨人李烈鈞等及蔡鍔的到達，消息外傳，雲南已不能再按原計劃於明年元旦舉事，經會商決定，十二月二十五日由唐繼堯領銜，通電全國宣布雲南獨立，護國討袁。「護國」這個響亮的口號，是革命黨人李曰垓提出的。
有人說，蔡鍔在京時曾派人持信來雲南勸唐反袁。此說已被蔡自己所否定。蔡自稱，派王伯群持信先五日抵滇，在此之前，唐繼堯並不知「吾儕意向」。(63)
以上事實清楚地表明，護國起義是雲南革命黨人響應孫中山的號召，經過長期醞釀，並在孫中山派來的呂志伊策動下發動的。蔡鍔不來，雲南也照樣在唐繼堯率領下起義。蔡之到來，壯大了聲勢，但並非蔡發動護國起義。
蔡鍔在護國戰爭中的表現如何？入川護國軍是在革命黨將領率領下攻占敍府、納溪取得大捷的。這時蔡鍔尚遠在後方。他一到前線，不顧戰傷形勢已發生大變化，北軍大量援軍抵達，兵力遠優於護國軍，拒不採納中華革命黨從孫中山領導全國反袁鬥爭的全局出發所提出的以守為攻等待各地響應的正確主張，頑固執行與梁啓超所商定與袁軍決勝負的軍事冒險計劃，集中敍、納兵力與絕對優勢的北軍在納溪決戰。敍府兵力空虛迅即失守。北軍若乘勝前進，可截斷護國軍後路，使護國軍腹背受敵，陷於絕境。在納溪戰場上，護國軍向深溝高壘的北軍不斷強攻，傷亡慘重，全線動搖，在羅佩金等革命黨人的堅決要求下，蔡鍔才不得不同意後撤，後來蔡鍔也稱幸說：「逆軍未發一追兵，抑云幸也」(64)。護國軍遭此重大損傷，力量大為削弱。三月中旬，雲南「接濟已到」(65)，又組織反攻，但已是強弩之末，只取得小勝，與北軍形成相持。我們既要看到蔡鍔率領護國軍與北軍艱苦戰鬥打擊敵軍的功績，也要看到他從進步黨私利出發採取軍事冒險導致護國軍嚴重挫折的過錯。
護國戰爭中，蔡鍔與梁啓超密電往還不斷，梁居於政治指導地位。蔡自稱：「鍔在軍中凡得先生八書，每書動二、三千言，指陳方略極詳」(66)。蔡口口聲聲「所有從前黨派意見，當然融消，絕無偏倚」(67)。實際上，排擠革命黨人，處處為擴大進步黨的勢力著想。他把護國軍中激烈反袁、率隊攻佔敍、納的中華革命黨人董鴻勛、楊蓁、鄧太中藉故一一排擠回雲南。他函請梁啓超敦促進步黨諸要員速來滇、川，他說：「此時雖為軍事時期，而將來一切政治上規畫，亦不得不早為著手」(68)。進步黨人劉顯世準備反袁，蔡即電其弟劉顯潛說：「此舉於國家前途，吾黨榮辱，關係至巨」(69)。為使梁啓超掌握護國領導權，他致電陸榮廷推舉梁啓超為起義各省的總代表，說：「籌維應付，尤非新會出而主持不可」(70)。對湖南的政局，他也插手，要劉顯世把在湖南的進步黨人熊希齡「擁戴使出，以資統籌而便號召」(71)。關於他在護國軍中支持進步黨、排擠革命黨的情況，鄧之誠有一段記述：「護國之役，滇人出死命發難，後乃為進步黨人假借取大名。鍔素與進步黨密結，自後鍔與滇人非比患難相共矣」，「鍔慮佩金終不為用，則舉以長桂，桂偏遠，佩金與陸榮廷復不相習，鍔舉佩金，不啻計遣之去。……及見滇軍將皆利其去，知不為用，不獲已舉佩金兼護督軍省長，戴戡會辦軍務。……至上海遇梁啓超，盛詆琪佩金，而力保戴戡長蜀政，劉存厚可大用，牽制佩金，為己他日歸蜀計」(72)。護國軍第一梯團長劉雲峰的參謀陳天貴也有相類的記述，其中並談到當時滇軍許多中下級軍官傳言：「我們流血流汗，蔡來樹黨」。(73)
孫中山為護國指出了明確的戰鬥目標：「保持民國，不徒以去袁為畢事」(74)。改良派只願意打倒袁世凱一個人，而保住封建統治秩序。蔡鍔也是如此。他和在川北軍頭目張敬堯結拜弟兄，達成協議：雙方迫使袁世凱下台，擁戴袁的繼承人段祺瑞攝行大總統職務(75)。這不啻維持沒有袁世凱的袁世凱統治。著名革命黨人柏文蔚尖銳地指出：「蔡鍔競蔑視約法擁段，此乃蔡之慚德也」(76)。甚至在袁世凱即將下台時，蔡還對這個復辟帝制的元兇歌功頌德，他說：「若項城本悲天憫人之懷，為潔身引退計，國人軫念前勞，感懷大德，馨香崇拜，豈有涯量」(77)。「項城自怨自艾，聞將引退，若然，則此公殊不愧為一世之英傑，擔得起，放得下，亦可以晚蓋矣」(78)。這些對袁極為懷念崇敬的話，使得他在討袁誓詞中大罵袁是「蠹國殃民的妖孽」以及要「誓滅國賊」、「驅逐害百姓的獨夫」(79)等等漂亮言詞，顯得多麼虛偽。
護國戰爭結束後，段祺瑞組閣，梁啓超趕忙率進步黨員到北京充當段祺瑞的謀士。蔡鍔則致電眾議院進步黨人表示：「總之西南各省鍔可保其必能始終持擁護中央維持大局之旨，決不致助長搗亂派之焰也」(80)。此時在蔡鍔的口中，原被斥為「暴烈派」的革命派又被斥之為「搗亂派」了。
蔡鍔在整個護國戰爭中，既有積極作用，又有消極作用，既同革命派聯台，又維護改良派抵制革命派，既反對袁世凱稱帝，又擁戴袁的繼承人統治。這種兩重性頗類似改良派在護國戰爭中的一般行動規律。依此定性，他並沒有改變過去的立場，政治上仍傾向於改良派。
綜觀蔡鍔的一生，青年時代，他滿腔愛國熱忱尋找救國之道。不幸的是，深受康梁維新思想影響，誤以為改良主義可以救中國。此後，雖然曾在辛亥和護國中作出過積極貢獻，但也給這兩次革命帶來不小損害。他長期同改良派一道支持反動派，與革命派為敵，雖不等同梁啓超，卻忠心耿耿為改良主義奮鬥終身。在大量歷史事實面前，我們不能不極其惋惜地指出，他不是革命派，更不是「傑出的革命家」，他的主要政治傾向是改良主義。
註
(1)《蔡松坡先生遺集》之二。
(2)錢基博：《辛亥革命運動中之蔡鍔》，《辛亥革命》㈥。
(3)李文漢：《蔡松坡年譜》一九○一年條。
(4)劉達武：《蔡松坡先生年譜》一九○四年條。
(5)(13)(19)(21)雷飆：《蔡松坡先生事略》，《辛亥革命回憶錄》㈢。
(6)《雲南社會科學》一九八二年第二期。
(7)耿毅：《辛亥革命時期的廣西》，《近代史資料》一九五八年第四期。
(8)同(7)，何遂：《辛亥革命親歷紀實》。《辛亥革命回憶錄》㈠。
(9)《蔡松坡先生遺集》之一。
(10)《曾胡治兵語錄‧蔣介石序》，《蔡松坡先生遺集》之一。
(11)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
(12)劉達武：《蔡松坡先生年譜》一九一一年條。
(14)李鴻祥：《增補雲南辛亥革命回憶錄》，《辛亥革命回憶錄》㈥。
(15)(16)朱德：《辛亥革命回憶》，《辛亥革命回憶錄》㈠。
(17)(18)蔡鍔：《滇省光復始末記》，《辛亥革命》㈥。
(20)(23)《李根源致軍府電文》、《滇復先事錄》，《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七輯。
(24)廋恩賜：《擁護共和始末記》，《雲南北伐軍援黔紀事》。
(25)《戴戡、周沆致蔡鍔等電》，《北伐滇軍來復電稿》，《雲南辛亥革命資料》。
(26)《蔡鍔致唐繼堯電》，同上。(27)
(27)《一三九致李鴻祥電》，《天南電光集》，《雲南辛亥革命資料》。
(28)《雲南光復紀要》之一章，《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二輯。
(29)《復謝汝翼電》，《天南電光集》。
(30)(31)《援蜀篇》，《雲南光復紀要》之一章，《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
(32)《二四○致熊乘三電》，《天南電光集》。
(33)《貴州光復紀實》，《雲貴資料》。
(34)《貴州軍政府樞密院電稿稿述》，《辛亥革命回憶錄》㈥。
(35)《二一四為梁啓超事通電》，《天南電光集》。
(36)《二五八通電》，同上。
(37)(49)梁啓超：《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盾鼻集》
(38)《二四○為政黨事通電》，《天南電光集》。
(39)《二四二復湯化龍等電》，同上。
(40)《一九九為軍人干預政黨事通電》，同上。
(41)《二五九致國務院長秘書長電》，同上。
(42)《蔡鍔致北京政府電》，《近代史資料》－九六二年第二期。
(43)《蔡鍔致袁世凱請示援川電》，中國第二歷史檔案資料卷宗號貳十，二五○號《蔡鍔報告援川情形電》，卷宗號北十一，一二七○號。《蔡鍔致袁世凱電》同上。
(44)《十月五日蔡都督臨進步黨支部演說詞》，《共和滇報》一九一三年十月十五日。
(45)(52)(54)梁啓超：《護國之役回顧談》，《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
(46)韓玉辰：《民初國會生活故記》，《全國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三輯。
(47)顧大全：《蔡鍔與雲南護國起義》，雲南蔡鍔評價問題學術討論會論文。
(48)《蔡鍔一九一五年在北京與西南各省密電稿》，《雲南文史料資選輯》第十輯。
(50)《盾鼻集序》，《蔡松坡先生遺集十二》。
(51)梁啓超：《致籍亮儕等書》，《飲冰室專集》之五十三。
(53)梁啓超：《國體戰爭躬歷談》，《盾鼻集》。
(55)《松坡軍中遺墨》，《近代史資料》一九六三年第四期。
(56)那博夫：《在護國時期蔡鍔與唐維堯之間的矛盾》，《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輯。
(57)《致梁啓超函的注》，《蔡松坡軍中遺墨》。
(58)《孫中山選輯》上卷。
(59)(60)董雨蒼：《雲南護國歷史資料》，《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輯。
(61)李文漢：《雲南護國親歷記》，鄒若衡：《雲南護國戰役親歷記》，楊如軒：《我知道的雲南護國起義經過》，《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輯。
(62)溪濟霖：《護國第一軍二支隊（原步七團）的回憶》，同上，此稿於「文革」前交到雲南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經李文漢等護國老人看過，認為符合事實。
(63)《致梁啓超函》，《松坡軍中遺墨》，《近代史資料》一九六三年第四期。
(64)《致李日垓、何國鈞函》，《松坡軍中遺墨》。
(65)李曰垓：《雲南護國軍入川之戰史》，《李印泉、李梓暢君關於護國軍之談》。
(66)蔡鍔：《梁新會先生函牘跋》，《蔡松坡先生遺集》之八。
(67)《誓告國人文》，《蔡松坡先生遺集》。
(68)《一九一六年致梁啓超函》，《松坡軍中遺墨》
(69)《致劉顯潛馬電》，同上。
(70)《致陸榮廷等二十五午電》，同上。
(71)《致劉顯世等二十申電》，同上。
(72)鄰之誠：《護國軍紀實》，一九三七年鄰氏玉石裔印本刻印，藏於雲南省圖書館。
(73)陳天貴：《護國戰役親歷記》，《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輯。
(74)《討袁二次宣言》，《總理全集》。
(75)《致張敬堯支電》，《松坡軍中遺墨》。
(76)《柏文蔚筆記》。王坦夫整理：《從辛亥革命到護國討袁》，《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六輯。
(77)《致黎元洪等冬電四月二日》，《松坡軍中遺墨》。
(78)《與叔世第十三札》，《蔡松坡先生遺集》之八。
(79)《誓告國人文》、《首義誓詞》，《蔡松坡先生遺集》之十二。
(80)《七月三十日致眾院陳敬民、籍亮儕電》，《蔡松坡先生遺集》。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20期；民國79年12月25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