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黃筆下的梁啓超
作者／李天健
先父李宗黃在護國首義時，被唐繼堯派為駐滬代表，聯絡各方共同討袁，除孫中山先生、陳英士、馮國璋等人外，梁啓超亦為重要聯絡對象之一。因此，李宗黃和梁啓超有較多的交往，李在其《回憶錄》中對此有詳盡的記述，也有對梁的認識和評論。現擇其要者分述如後，為研究護國史及梁啓超生平者提供一些鮮為人知的資料，以供參考。
討袁的真實動機
梁啓超一八九○年就學於康有為後，大肆鼓吹君主立憲；一八九八年入京，參與領導戊戌變法，失敗後逃亡日本，康組織保皇黨，梁成為該黨第二號人物。辛亥革命後返國，將保皇黨一變而為進步黨，依附戊戌政變時的死敵袁世凱，出任司法總長。
一九一五年七月九日，袁世凱下令組織「憲政起草委員會」，舉梁啓超、楊度等十人為委員，著手起草袁家憲法。梁奉委後，原想即刻入謁「元首」聆訓，經友人竭力勸阻才告了病假。然而友人一不注意，他就出席了會議。梁如此熱中名位，引起進步黨人的不滿，於是他才寫了那篇《憲法起草答客難》的文章，聊以解嘲。
殊不知八月十五日「籌安會」成立，梁竟名落孫山，乃有《異哉所謂國體問題》一文公諸於世。是年九月初，該文發表後，他致大總統府秘書長張仲仁的信中寫道：「…弟前所為文（即：異哉：》），實深不慊於籌安會之所為。…主座（指袁世凱）知我深而愛我摯，當不以為罪耳。」可見到了這時，梁仍向袁大送秋波。
梁啓超附和討袁的心理與動機，在他致雲南省進步黨人籍忠寅（財政廳長）的信中可謂表露無遺；信中寫道：「…吾儕自命穩健派者，失敗之跡，歷歷可指也。曾無尺寸根據之地，惟張空拳以代人吶喊，故無往而不為人所劫持，無時而不為人所利用；今根基未覆盡者，只餘此區區片土（指尚有一批進步黨人廁身滇黔軍政兩界），而人方日甚詞於其旁（指國民黨在黔勢力更大)，當此普天同慎之時，我若不自樹立，恐將有煸而用之，假以張義聲者。我為牛後何以自存？幸免於此，而為獨夫（指袁世凱）戮力，杯酒釋兵之事，數月後行且立見。儽然共為一匹夫，以坐待刲割，噬臍何及！…
袁世凱被迫於三月二十二日取消帝制，四月份其心腹陳宦提議停戰，開具條件，袁仍居總統，梁啓超急不可待地電唐繼堯、蔡鍔、予以贊成。唐即發表通電：「袁氏既已稱帝，已喪失總統資格，非彼退位，決不言和。」而蔡竟復電贊同，唐乃電各軍團長，謂「前敵將領不能自由發表意見，以免與政府主張兩歧。」梁、蔡與唐這兩種態度上的分歧，也從側面反映出梁、蔡原先反袁的真實動機究竟何在了。
設大元帥府的建議
早在起義前的討袁會議上，就有人主張成立「元帥府」，唐繼堯則認為有專私之嫌，不足以廣納愛國志士，共襄大業，仍宜以雲南都督府為統馭機關。首義之初，有一天梁啓超和李宗黃促膝談心時，突然說：「外國人問起護國軍討袁究由何人領導？設有何種機構？令我們難以置答。當今之計，我們應設一個總其成的機構，對外爭取國際同情，對內號召全國軍民。「李當即問道：」梁先生的意思，應該成立何種名義的機構呢？梁答：「不妨先行成立『大元帥府』，統率全局。」
李宗黃便接著問道：「如果要推大元帥，以哪一位為宜呢？」梁回答：「唐都督是首義元勛，滇軍正轉戰川、黔、湘、桂四省，以西南一隅之地，支撐大局，他當然不失為大元帥的適宜人選。只不過…」他頓一頓，又往下說：「就恐怕唐都督只是一省的封疆大吏，和中央、各省的關係稍淺，尤其外交方面，恐不能動國際之視聽。」李再追問：「除了蓂帥（唐繼堯，字蓂賡）之外，還有哪一位適合呢」？梁答：「岑西林（指岑春煊）差強可與袁慰廷（袁世凱別號）相抗衡，可惜此公思想守舊，性情偏執。國民黨人中當然也有適宜的人選，慮在國人怕他們過於激進，釀成全面的大變局。」
李聽到這裡，以為梁不過隨便說說而已，乃坦誠地將唐繼堯的意見說給梁聽。哪知梁竟充耳不聞，大有深意地說道：「伯英（李宗黃別號）兄，北京鬧出洪憲醜劇，普天下嫌惡袁慰廷的人，哪一個不巴望我出來，公開地表示反對？無分朝野，都盼望我出山，無非是要借重我鼓吹之力，對外可一改各國輿論，對內尤足以維繫全國的民望！」直到此時，李始恍然大悟，原來著作等身、當代大學術家梁啓超竟真的想當大元帥，不免驚詫莫名。兩人對視了半餉，梁乃輕聲地說：「伯英兄，你何不將我這層意思，寫個報告，告訴蓂帥。」
李回寓後便將梁的意見詳呈唐繼堯；不數日，回電到了，唐仍堅持原意，「不便苟同」，並復示說：「袁逆陰謀竊國，固失國家元首資格，但北京尚有國會之設，副總統黎元洪猶仍在位，目前並無設立正式政府之必要。即令來日局勢發展，必欲設立統籌全局之機構，亦當以軍務機關為宜，而且須採合議制，由起義各省一體參加。」梁啓超看完電文，氣虎虎地說道：「伯英兄，請你馬上致電昆明，說我仍堅持原意。」李感到很為難，說：「可是蓂帥覆電已說得很明白了。」梁繞室急走良久，語調略趨和緩，他道：「我決定派黃溯初入滇，和莫帥面談，徹底解決大元帥府的問題。煩你寫封信，交他帶去。」李如獲大赦，欣然照辦。後來黃到雲南，仍遭到唐繼堯的反對，無功而還，梁啓超機關算盡的巧討乃告破產。
索要巨款三百萬元
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袁世凱驚懼交加，羞憤莫名，病逝於北京。次日，梁啓超便連發四電，分致黎元洪、段祺瑞、馮國璋及各都督總司令，促請副總統黎元洪依法繼任大總統。同月十一日，再電各省都督、總司令，提出對時局的六－點主張；二十五、二十七日又連續電段祺瑞。梁的過份熱心通電交馳，全然忘了他在父親去世的《哀啓》中，呼求當道諸公准他「得廬墓次，不問國事」的話。連黎元洪都看出梁的言不由衷，亟於要在政壇占一席，乃表示願聘他為大總統府秘書長。在北京奔走角逐的進步黨人得到消息，怕梁官癮又發，自食前言，於是在七月一日打電報警告他說：「…
黎擬請公作府秘書長，如有電到，請婉辭。」
梁啓超看了這個電報，自知因護國之役而可得的功名實已絕望，於是他退而求其次，居然以護國軍的善後問題為詞，借蔡鍔請款之電，致電黎元洪、段祺瑞，一開口便要三百萬元。電報大意說，根據蔡松坡（蔡鍔別號）來電，蔡直接所部，滇軍原有三梯團，計共二十營，出發時僅領滇餉兩月，以後即毫無補充，以致衣不蔽體，食無宿糧，全靠東借西挪，拮据度日；今大局既定，恤賞之費不能不立為籌給，以前欠餉不能不急事補發，息借商民貸款不能不依限償還，總上所需各款，共計三百萬內外，請中央從速籌撥，以便了清手續，早日脫卸；蔡勞苦功高，此電所陳，實未罄萬一，請中央速為設法，若中央委實竭蹶，或飭雲南各省及中銀滬渝分行，暫為湊撥若干，或與外國銀行商短期借墊，濟彼眉急，豈惟松坡感激，實與大局有關。
這個電報一面為雲南帶兵官乞憐告幫，一面又厚誣了雲南和唐繼堯。雲南固窮，向來竊得硬氣；滇人自奉也儉，待人以寬。因而蔡鍔率領護國第一軍出發時，唐繼堯便悉索敝賦，將雲南中國銀行庫存的銀幣二百萬元撥數一半，充作軍需，其後接濟尚不在內，而李烈鈞統率的第二軍只發給八萬元，唐領的第三軍只發了象徵性的一萬元。當時入川的護國一軍，人數不過一萬五千人左右，竟在兩個月裡耗光一百萬銀元的軍餉，平均每人每月可攤到三十三個銀元之多，然後就「衣不蔽體，食無宿糧」，誰人能信？
梁啓超竟出此下策？想先討得三百萬銀元再說。其實，北洋軍閥忌妒滇軍有如敵人，始終未曾給過分文。黎元洪及段祺瑞接到他的電報後，根本不予置復。黎元洪之所報梁啓超者，不過是下令公府收支處，自一九一六年七月一日起，每月贈予津貼兩千元而已。也不知梁、蔡所謂的「護國軍善後問題」，究竟是怎樣收場的？
對梁啓超的評價
梁啓超奮身參與護國之役，在他一輩子的政治生涯裡，不失為光明璀燦的一頁；以他當時的號召力，對全國討袁的士氣與民心的鼓舞，確實發揮了很大的力量。在國際輿論和對內宣傳方面，其功不可沒。而且岑春煊，陸榮廷和龍濟光參加討袁與獨立，梁居間聯絡，分別斡旋，出力殊多；尤其是他在日輪「橫濱丸」上晝伏夜出，在香港困居舟中四日，冒險入桂，使他吃足了苦頭。儘管陸榮廷是在梁未進入鎮南關之前，已與唐繼堯取得默契，於一九一六年三月十五日宣布廣西獨立，但對一介書生而言，入桂這種勇氣，是很難能可貴的。至於在他領導之下，進步黨的重要份子冒險犯難，奔走四方，促成全國反袁力量的大團結，也是值得大書特書的。
可是袁世凱取消帝制後，梁啓超迷戀權位，越出了常軌，不免令人扼腕興嘆；而梁與唐繼堯的裂痕，自此愈來愈深。至於梁對唐的不滿，可謂由來已久；梁入桂之先，顯欲大元帥自為，唐不同意，梁就惱恨於心了。一九一六年四月，唐繼堯堅決反對梁、蔡與袁言和的主張，更使梁、蔡惱羞成怒。當籌設「軍務院」時，梁搶先一步，提議以陸榮廷為撫軍長，他自己副之，唐謙沖自抑，作無可無不可的表示，然而各界人士和雲南軍民大為不平，紛電對梁嚴加指責，令其頗為難堪。梁見眾怒難犯，只好聽由各軍選舉唐繼堯為撫軍長，岑春煊副之，梁的如意算盤遂告落空。袁世凱死後，梁、唐之間又發生了重大的意見分歧；唐力主恢復約法，召開國會，懲辦禍首，一舉掃除帝制餘孽（北洋軍閥），而梁則極力催促撤銷軍務院，俾使段祺瑞從容組閣，梁置國家、人民利益於不顧，其目的不過是在徒有虛名的北洋內閣中為進步黨人換取幾席而已。一九一七年七月成立的段祺瑞內閣內的九名總長中，進步黨人果然就占了內務（湯化龍）、司法。（林長民），連梁啓超掌財政，一共三席之多。
「雲南起義，吾令蔡鍔為之」
梁啓超在護國運動中，利用其弟子蔡鍔領一支滇軍在四川作戰，謀取了「撫軍」（一九一六年五月六日，為了統一號令，成立了「軍務院」，設撫軍十五人，其中有唐、梁、蔡等，共推唐繼堯為撫軍長）和「都參謀」（在成立軍務院之前，曾設立「兩廣護國軍都司令部」，以岑春煊為都司令，梁為都參謀）的地位，梁和蔡儼然以護國首先發難者和領袖人物自居。後來，梁對唐日益不滿，於是更加崇蔡抑唐，甚至對唐反唇詆毀，無所不用其極。起義之初，袁世凱為了鎮定人心和挑撥離間，曾一再佈告捏稱：「蔡鍔到滇游說唐繼堯獨立，其實唐非出自本心，全由蔡鍔脅制主使，「梁抓住這點，如獲至寶，乃在後來印行的《盾鼻集》、《護國之役回顧談》、《從軍日記》、《五年來之教訓》和《國體戰爭躬歷談》等書中，對此大吹大擂，肆意發揮，將孫中山先生倡導、唐繼堯首義並總攬全局及雲南子弟拋頭顱、灑熱血的事功一筆抹煞。現僅舉一例，即足以辯其真偽。
梁啓超在其《國體戰爭躬歷談》一書中寫道：「雲貴首義之中心入物蔡將軍鍔者，時方在京師，當籌安會發生之次日，蔡君即訪余於天津，共商大計。……一面密電雲貴兩省軍界，共商大義，又招戴君戡來京面商。…後此種種軍事計劃，皆彼時數次會談之結果也。時決議雲南於袁氏下令稱帝後，即獨立。貴州則越一月後響應，廣西則越兩月後響應。…此余與蔡、戴兩君在津之成算也，其後因有事故障礙，雖不能盡知前策，然大端則如所預定也。」除開頭的「雲貴首義」一詞，明眼人一看就知是故意貶低雲南外，現就其主要的要兩點予以分析。
首先論證一下，「密電雲南省軍界，共商大義」是否屬實。梁未說明是他還是蔡發的電報；在先父李宗黃趨訪梁之前，唐繼堯和梁之間，根本毫無淵源可言，而且梁也怕唐向袁世凱舉發，何況雲南自唐以次，同盟會員居大多數，怎會聽進步黨黨魁的號令呢？可見電報非為梁所發。至於蔡鍔，也不會密電雲南軍界，並決議滇、黔、桂各於某時響應獨立，因為雲南不是進步黨的天下，怎會憑蔡的一紙命令，就奉命惟謹？蔡以湘人而能在滇任首任總督，主要是因為他和唐、李根源、羅佩金、謝汝翼、李鴻祥都是日本士官同學，雲南光復時，出力的上述諸人，所任官階大體相同，且均係滇人，一時相持不下，只好請官階較高（協統）的外省人蔡鍔脫穎而出，權充都督，彼此相安。哪會因此而這些人都聽蔡的號令呢？
其次，根據梁所述，護國只有他和蔡、戴發動，別人均不知情。鐵的事實是：唐繼堯從一九一三年十月由黔返滇繼蔡任都督時起，就響應孫中山先生討袁的號召，在延攬人才、補充兵力，充實軍械等方面積極地進行了反袁的準備。唐在蔡抵滇前，已於九月十一日，十月七日和十一月三日召開了三次討袁秘密會議，密定起義日期（當時傳聞袁擬於一九一六年元旦登極，乃決定該日起義，後因蔡鍔、李烈鈞抵滇，形跡已露，只好提前行動）和出師計劃。並以「剿匪」（川匪竄入滇境）為由，於十二月九日命鄧泰中所屬全部及楊蓁所屬大部先向昭通、鹽津一帶開拔。無怪乎蔡鍔於十四日一到了昆明，看到各事均已就緒，不由衷心地贊道：「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你們已經樣樣都準備好了。」
關於這點，沒有比護國三傑之一李烈鈞講得更透澈的了。事隔多年之後，有人問李：「雲南首義何人主動？」李義正詞嚴地答道：「當年雲南首義，如果不是唐先生主動，他就不會讓我和松坡進雲南去。即使我們貿然進去了，他也可以把我們縛而囚之，獻給袁逆。唐先生只要肯這麼做，他立將發大財、封親王袁托英使朱爾典電英領事轉達唐，若能殺蔡、即封親王，並立由匯豐銀行匯款三百萬元以犒軍，唐皆一笑置之）。我必須強調，設如當時唐先生不是早下決心，預有準備，我和松坡到達昆明前後僅一週之間，怎能就做到；大軍陸續進發，草檄討袁，佈露天下？哪怕是演一齣戲也嫌急促，怎會真刀真槍地幹起來？世間沒有這種容易事，即使再蠢的人，也能把這事判斷得明明白白。在雲南首義這個緊急關頭，唐先生首先發難，擔重任，我和松坡不過是遠道而去，適逢其會而已。承唐先生不棄，讓我們幫同他共襄義舉。認真要在民國的功勞簿上記一筆，那麼就應數先生居首功，松坡次之，至於我呢，確實毫無功績。」
我國近代史專家李劍農在其《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一書中則說：「彷彿這件事（指護國）只有他自己（指梁）和蔡、戴是發動的人，別人都不曾與聞，未免有專替自己這一派宣傳功績的意味。「語難婉轉，但卻擊中了要害。上面引的李烈鈞和李劍農的兩段話，對梁啓超「雲南起義，吾令蔡鍔為之」的妄論，不啻當頭一棒；梁啓超以海內人望，一代文豪，出於私心私憤，竟不惜歪曲史實，淆亂視聽，實令人為之惋惜感歎不已。
還歷史本來面目
梁啓超的著作風行多年，其聲望和文字的魅力，使人受其影響而不自知。滇人只重實幹，不善宣傳，縱有人撰文斥責，亦多發表於省內，省外難以看到。先父李宗黃對此深抱不平，迭在南京，重慶國民黨中央紀念週上作報告，並撰寫－《雲南護國紀實》、《雲南首義護國身歷記》等論文十餘篇，予以批駁；一九六五年雲南起義五十周年紀念日，曾約請在台參加過護國的人士執筆為文，輯印紀念特刊；一九六八──一九七一年，鑒於各種史書及中小學教科書仍採納梁、蔡的不實之詞，又會同張維翰迭函台灣各有關部門，請予糾正。
近年來，護國史的研究雖取得一些進展，但梁、蔡的影響依然存在。在我看來，隨著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人會了解到歷史的真相，梁，蔡的謬說就不攻自破了。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24期；民國83年12月25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