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滇從政十一年瑣記
隴體要 遺著
一、我和龍志舟主席認識經過
民國十年我離開雲南到上海升學，從讀書以至做事，總是在上海市或江蘇省的範圍內，一直到二十六年八一三國軍在上海對日作戰撤出上海後，我才回到久別多年的家鄉。回雲南後，黨務工作及行政工作都做過，共計十一年。這十一年中，有八年，我是龍主席志舟先生的直接部屬。所以在未述在滇工作的一些回憶以前，我和志公認識的經過，有略述的必要。
大概我在十四、五歲時，在成德中學讀書，有一天有一位在省立中學讀書的朋友龍澤浦（後改名龍雨蒼，雲南名將之一，早故）君，來邀我一起去一間旅店，介紹我認識他叫他四哥的一位軍官（就是這裡所寫的龍主席），我記得他這位四哥，對我很親切，告訴我說：「我到過鎮雄，認識你伯父（前清時任鎮雄參將，民國後因人因地關係，仍用清朝官制駐鎮雄名隴維邦璧注）」。他們那些老軍官不知道什麼叫步槍口徑，還是我告訴他，才把呈報上級公文辦好。
另外問了一些我家鄉的情形，已記不清楚了。最後說：「今晚無事，帶你們去公園（昆華醫院舊址）看京戲去」。龍雨蒼會唱京戲，並且唱得很好。正好投其所好，高興極了。這是第一次見面。以後直到志公任佽飛軍大隊長後，又才見過幾次。當時很覺得我對志公的印象有點與眾不同。當時年輕說不出所以然出來，現在回想起來，可以用兩句話來表達：一對人有親切感，有吸引力；二說話和態度有果斷和勇敢的軍人氣慨。
志公任佽飛軍大隊長，官階雖不高，但在昆明已成為赫赫有名大隊長了。那時盧永衡也在昆明，住在一家外省人開的公寓裡，龍雨蒼的二哥龍天如也住在那裡。我和天如也是朋友，常常去那裡玩。盧永衡在煙床上談天，擺龍門陣，很有風趣。志公隅然也會來坐一坐，但態度相當嚴肅，更不會倒在休上吸兩口。不久盧永衡被任為聯帥府副官，我們還陪他去廣生行做新裝。我想他的新職是志公推荐的。
我中學畢業後，得一位幼年時的老師英國人介紹我到香港進入聖士提反書院。上課只有三個月，就患了很嚴重的肺出血病，在這裡的醫院，住了兩個月，醫生要我回雲南休養，我又回到雲南住了半年，當時志公已升任第五軍軍長，公館在翠湖旁邊。志公和李夫人結婚我去參加過。龍夫人和一位姓楊的住龍公館我也常去，成了不需通報常客。有時見面很少談話。我的身體漸漸復元，我又離開昆明到上海去了。
二、在上海時代我與雲南有關的兩件事
我參加上海黨務工作，還是在北洋軍閥統治上海時期，黨只能在租界內半公開活動。十六年清黨，全靠我們一部分沒有受共黨利用的同志來做核心，可說我們這一部分同志對上海黨務工作關係很深，並且有相當基礎。當時中央負責黨務的同志，為某種原因（我寫一篇『我與國民黨』 將詳細敘述，這裡從略），要把我調了離開上海。裴存藩君奉委為雲南省黨部登記委員時，我也奉派為委員之一，我立即辭職不幹，有意違抗中央命令，說起來連龍志公也不知道。
我不只沒有遵命回滇工作，還參加汪精衛先生的號召，所謂國民黨左派又名改組派（詳情另文再述），當各方反蔣先生領導的中央進入高潮的時候，我奉派赴昆明與龍志公聯絡。我想龍公素來視我們如子姪輩，就不接受我的意見，也不會加害於我。也就不顧一切秘密回昆明去了。到後正值委員長代表王柏齡在昆明，成了省政府上賓，聲勢赫赫。聽說有點左派間諜嫌疑的人，都關了起來。我的任務當然達不到。但是志公還是很親切的接見我，食宿都是省政府招待。走時還送我旅費，但並沒有說過一句向我代表對方敷衍的話。這種氣質，是當時一般官僚政客所沒有的。龍志公在這些地方，我認為他有他的政治主張，所以不同一般官僚政客。他當時認為中國需要的是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國家才能統一。只有蔣先生領導的中央才能完成這個任務。許多次所謂反蔣政變雲南總是毫不動搖的在兩廣和四川的後方，作居高臨下的作有力的支持。直到抗戰時，把多年來雲南自備精良武器，和受過嚴格訓練的部隊，全部調出，不存一點私心。我們想這種情形，就從私的方面著想，蔣先生與志公的關係，再親密也沒有的了。
三、擔任雲南省黨部書記長前前後後
抗戰後回雲南，和志公見面後，我還沒提出任何要求，志公就曾考慮過我的工作問題。聽說曾經想要我到六十軍任政治部主任。但沒有對我談起過。不久國民黨第五屆全國代表大會（應是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璧註），在漢口召開，我是上海市代表，我又離開昆明，到漢口開會去了。大會有個決議，組織國民參政會。會員二百人，每省市推荐六人，由中央圈定三人，其餘由國民黨及各黨派推荐。我記得共產黨佔七名，毛澤東也是一個，但是從來沒有來出席過。雲南推荐的六人當中，我是一個，但是中央圈定了羅衡、李培天和我。志公對於我的關心，使我非常感激。上海作戰時，我是無錫縣長，其辛苦與困難，真是一言難盡。現在得到這樣崇高而又清閒的職務，我已心滿意足，不願再想擔任任何工作了。
不久陳果夫先生重任中央組織部長，忽然發表我為雲南省黨部書記長，使我在雲南處境發生了很嚴重的困難。志公是省黨部主任委員，事前中央未徵求同意，已經有點不太好（其他各省大多如此，所以中央沒有顧慮到）。在我與志公關係來說，事前不向志公陳述，突然而來，是說不過去的。在我這方面，事前我要是知道，我決定是向中央辭職不就的。但以我和果夫先生的關係，既發表了，勢不能辭退了。明知是一件失敗任務，也只得自己去承擔。
發表後不久我到重慶去見果夫先生，請示如何與地方當局相處。如果有點為難的情形，我就要求辭職的。果夫先生說：雲南重要事務，蔣先生直接處理。在滇工作同志應當盡力的使得中央與地方關係，更加求好，不要發生不愉快事件。只得回來做一個連公文都不看，只蓋章的書記長。我的苦衷，沒有法子向志公解釋。事實是如此，解釋也沒用處。
志公沒有要求中央把我調開，也是很寬厚的了！只把主任委員圖章交給張西林先生，張先用了一個對黨務一點不懂的四川人張某作黨部秘書（名張佐丞璧註）主任委員章轉交給他，所有文件書記長看後又交給秘書看，最後劃行。這只是給我一種精神上的難堪。事實上，公文來了，我只是照例蓋章，我從來不看的。
有一次我到重慶，忽然接著蔣先生在公館宴客的請柬。這只是我第二次參加這種宴會。到會的人只有十幾人，有的不認識，有的是與黨務有關的同志。蔣先生與每人順著次序，講幾句與他的工作有關的幾句話。我坐在蔣先生右側，最後輪到我的時候，對我說：「你就要回到昆明去麼？你回去前，來見見我」。
第二天到侍從室去登記，很快就傳見了。問了一點黨務情形。只指示一件事說：滇越鐵路員工，應去組織起來。我答覆蔣先生：滇越鐵路員工，全部是越南人和法國人。只有少數中國人是翻譯和車站售票員，沒有法子組織工會，這些都是隨便談談。
最後問我說：「你和龍主席的關係怎麼樣？」這個突然而來的問話，完全出我意料之外，我想了一下答覆說：「我在中學讀書時，龍主席還是中級軍官，我不只是認識他，而且很熟，後來我到上海進大學，參加了上海黨務工作。龍主席執政後，我沒有回雲南，因此生疏一點。」蔣先生點點頭，沒有說什麼，談話就此結束。
第三天，接中央訓練團通知，要我去受訓（已開學一個星期）。那時訓練團在南溫泉政校。等於果夫先生主持。我去報到時，果夫先生告訴我說：蔣先生前晚打電話來，要你來受訓。本來你是排在下一期的。我問為什麼？果夫先生沒有答覆。只問我說，某人回雲南去了沒有？後來從侍室方面打聽得知，志公派來向蔣先生報告，汪精衛離滇經過的某君，順便向蔣先生報告，我在昆明不能和志公相處，請中央撤換。蔣先生將信將疑，要我暫時留在重慶，看志公有沒有正式表示。受訓期滿後，志公沒有表示，我又回昆明，做我只蓋圖章的書記長。
這類事情在旁的省份，蔣先生決不會管。這說明兩點：一是果夫先生說，雲南的事蔣先生直接處理；蔣先生很尊重志公的意見，志公有所表示，一定接受的。
後來朱家驊憑戴季陶先生的關係一定要來做幾天組織部長，果夫先生讓他來接試試。上台後第一件事就是把我的書記長撤換，委趙公望來接任，這是黨部內部問題，志公也沒有過問了。
我離開黨部後，省府曾經派我協助曾養甫先生辦理滇緬鐵路徵工工作。徵了十八萬工人，到達工地。這是雲南省政府的威信，不是我的功勞。但是我在整個督辦公署龐大的組織裡，在金錢上一絲不苟，是出了名的，結果養甫先生和我成了最好的朋友，養甫先生十年前去逝，我和他的家屬，至今仍有往來。
以後我又借用滇緬鐵路技術人員協助陸子安先生整理雲南民營箇碧石鐵路。因路及路，志公又任命我為雲南省公路局長。雲南省公路局在雲南習慣上是直屬省政府，其地位僅次於廳長（不出席省政會議，李宗黃先生代理主席，始通知列席璧註），志公對我如此關切，實在使我難以忘記的（記得三十四省政府再度改組，盧漢親任主席，我的主任秘書職自不能再任，陳振之和體要先生都約我任主秘，體公對我說，不要嫌公路局小，只要托公車自國外帶點物品進來，就吃用不盡。璧註）但幾十年來我擔任的工作，省黨部不說了。公路局是我最沒表現的一個機構。
在這個時期（是那一年記不起來），省黨部的問題又來了，朱家驊的組織部幹不下去，果夫先生又來接手，對於雲南省黨部，並沒有調動的意思，只是黨部還有缺額，要派了蔣公亮同志蔣來補充。這時趙公望和他有關的某些人，不知如何挑撥，弄到公亮同志不能到職。事情雖小，影響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很大。果夫先生，即派了吳開光同志來昆明解決公亮同志到職問題。同時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快要開會選舉中央委員，順便請志公推荐雲南的候選人，開光同志和我商量，我就根據從前果夫先生告訴我，要把中央與地方關係作好的原則，主張把省黨部從新改組，書記長一職，就地取材。在縣黨部書記長中，有一個同志叫李國賢，學識和能力不比現任的某些委員低，據我所知，他和龍繩武兄關係很好，他從來沒有對外表示過，他的朋友們，都不知道。繩武也沒有特別談起過。由此我覺得他們兩人都有過人之處。當時繩武在雲南聲勢當然為大家所重視，李同志並不以他們的關係來誇耀，而繩武會對與他事業毫無關係的一個人所看不起的縣黨部書記長，有這樣好的關係，繩武的智慧與要好的志向，可見一般。我提議把趙公望免職，提升李國賢為書記長，加委繩武為省黨部委員，果夫先生接受這個意見，開先同志把這個辦法，告訴志公，志公很高興的同意了，到最得決定的那天，開先兄還在客廳裡喝了志公的香檳酒。
這件事情，雲南省的同志背後罵我這樣那樣，但是我總覺得，我這個意見，總是正確的，李國賢對黨歷史不淺，能力可以說超過某些委員，龍繩武沒有任何其他黨派的關係及任何反黨的思想。他在雲南是一個有力量的優秀青年，他來為黨工作，是我們為黨增加新的力量。好在這些人沒有一個敢出來說話，表面上也就這樣過去了。但這件事對我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就是盧永衡集團，把我恨得要死，盧永衡甚至於表現在辭色上來（下面再述）。
由這件事看來，中央決策要員中似乎對雲南仍是從好的方面看沒有問題，但是蔣先生對雲南看法已經有點兩樣了，證明果夫先生說蔣先生直接處理是不錯的。
省黨部改組不久，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就在重慶召開了，這次選舉中央委員，舊的中央委員是當然候選人，新的候選人，要自己報名，最後候選人名單，送請總裁決定，雲南已由志公推荐（有龔自知、李培炎），與我同時的朋友，已有很多做了中央委員，我對此並不熱心，同時雲南已有多人，好像擠不進去了，也就沒有報名。候選名單，送到蔣先生那裡去時，蔣先生把李培炎的名字叉了，有人說雲南要另換一個人，蔣先生就指定要我做候選人。在場的人說隴體要沒有報名，報名日期，今天截止。當即以總裁命令，報名延長一天，通知我去辦報名手術，我當然高興，但是我想總裁不會看重我，必有原因，一問才知道，要我補李培炎缺。我不只沒有報名，還請果夫先生去說請總裁以大局為重，我希望下一屆當選，這樣才把李培炎留下。
由這件事情，我想起中央與地方由疏遠以致惡化有兩個傳說，是否正確，我就不知道了。
雲南調出的第一批部隊，是盧永衡率領的六十軍，接著五十六軍組織的時候，其最主要的將領，在昆明是公開反對盧永衡的，有人認為是志公對盧的一種不完全信任的表示。盧永衡名為第一集團軍總司令，事實上指揮不動。盧心裡不痛快是事實。但這位反盧的將領，一離開雲南境界，與中央的某些將領聯絡後，連他的老上司龍志公也反對了。凡是與龍盧兩公有關的幹部，一概被排擠出去。使得志公心裡發生很深的反感，認為這是中央對雲南不信任的一種惡毒做法。實際上蔣先生當時是全國幾百萬大兵團的統帥，對雲南兩個軍，特別照顧之不暇，絕不會有這種意思的，外面這樣說，龍志公是不是這樣想，我不敢斷定。
另有一種傳說，是李培炎代表志公和四川的某些將領聯絡，擁龍志公將來做西南領袖，川人某君在昆明去公左右工作實際上等於川方代表。李培炎之子李宗清常住成都等於代表雲南。此事是否確實我不清楚。我想要真有其事，不必特務人員去偵查，四川的有關將領，自己都會向蔣先生報告的。我想不要李培炎當選中央委員。大概是給他一個警告的意思。
抗戰勝利後，還都南京，最大的敵人在北方。西南若有問題，則大局更不可收拾了，先下手解決雲南，或許是蔣先生無可如何的辦法，此事我想很少人事前知道的。
四、我與盧永衡的關係
我在中學時和盧永衡已經很熟，前面已經寫過。離滇後就沒有什麼來往了。直到他六十軍軍長，到南京時，委員長要他到東戰場（上海區）去看看。他在夜晚乘車經過無錫。我還招待他吃了一餐半夜飯。我還記得邱衛華兄和他在一起。算是我成年後，和他第一次來往，那是廾六年冬天，上海戰事還在進行時的事。
廾七年夏天，我到漢口開會，六十軍住湖北。他常在漢口，我們同住一間旅店，可以說天天都在一起。我成他唯一的可以到處玩玩的朋友。我介紹了一位懂日文，寫一筆魏碑好字的朋友，做他的秘書（曾同他一起到台兒莊戰場上去），他在武昌軍官團受訓，須要交一篇自傳，還是我替他寫的。我們無話不說。當時的盧永衡，有幾點表現很好：㈠他與中央的許多高級將領只有普通來往，沒有拉特殊關係。㈡徹底戒除鴉片，在有煙可吸的環境裡，通宵不眠，也不吸一口。㈢對志公沒有說過一句不敬的話，只希望雲南繼續出來的部隊能合六十軍配合。就是說，六十軍幹部，也可以有升級的機會。他還有意思回去報告主席。他出發去台兒莊，我們送他上車時，他還提到此事。臨行匆匆，我沒有向他說，我的關係，還不夠向志公談這一類的問題。台兒莊回來後我們再在漢口見面，他還有點表示我不負責的意思，但仍很坦白的常在一起。盧永衡對我的好壞，可以由龍澤匯和我家族中的那個隴耀的態度看出來。當時兩人對我都親熱極了。
別後我回雲南擔任省黨部書記長時期，在昆明常與盧濬泉來往。在雲南講起盧永衡，就不能不談到盧濬泉。濬泉為人很深沉。在他的外表與言談間，絕對看不出他的喜怒哀樂出來。我總覺得我擔任省黨部書記長後，對我總有點兩樣。這是點很微妙的感覺，說不出所以然的。
盧永衡抱病返滇，到昆明後，我第一次和他見面，還是和在漢口時一樣。問有說：「要喝咖啡嗎？我這裡有」。笑說：「比漢口的好」。過了一個時期情形就不對了。彼此間好像有了距離。對任何人我從來沒有說過他的壞話，什麼原因總想不出來。我想大概是盧濬泉和他的同路人，對我有不滿的地方吧。我介紹他的那位秘書受他的冷落，也就離開昆明，到重慶去了。
這時表面上還可敷愆，直到省黨部再改組，趙公望撤職後，情形更兩樣了。舉兩個例子可以證明。我隨軍擔任行政院派的顧問團之一在越南。有一天繩武由昆明來越南，龍澤匯忽然告訴我說：「龍繩武來了，那麼你們兩個有伴了」。我只好笑笑。又有一天我在司令官總部，忽然盧對我說：「委員長有電報，要趙公望任教育廳長」。我說：「那很好」。也就沒有談下去。他說這句話，有意氣我的。這說明他們早就把省黨部視為己有機構之一了。在香港有一次繩祖兄曾對我說：「省黨部改組後，盧永衡曾把他叫到盧公館，睡在樓（？）版上吸煙，告訴他說：『省黨部這次改組是隴體要這些特務，要把雲南搞亂的陰謀』」。要他報告主席，這更證明我的看法不錯。
我去越南參加行政院派遣的顧問團，完全是交通部路政司司長薩福均先生簽呈的意見，連交通部長都不知我是什麼樣的人，我此時正想到赴京滬一帶去玩玩，既不得去，到越南去吃點魚蝦，過點西方都市生活也好，所以就欣然前往，在越期間，適逢昆明發生事變（即改組省政府璧注），盧濬泉他們認為我不知負有什麼任務，多方打聽我的口氣，沒有結果。我也借此機會，不在昆明，少許多麻煩。到後來盧濬泉有一天忽然對我說，你應當回去看看。我覺得我在越南快要成不受歡迎人物了，於是把我這部人員留在越南，我一人回昆明去了。
五、雲南省政府改組問題和我個人的出處
雲南省政府如何組織，當然蔣先生有一定的方案，據我所知雲南省府改組，卅四年七月就開始策劃，是年七月七日舉行全國工作競賽頒獎大典由李宗黃先生主持，會後第一次中央紀念週邀李先生報告蔣總裁亦在座，報告畢總裁問他「最近研究什麼問題？」李答地方自治。總裁復問：「你家鄉的問題，你注意否？」李答「列為第二」。李先生告訴我曾思量，何以有第二問。過幾天李先生接侍從室蔣總裁七月十六日召見的通知。李先生告訴我說：「我在紀念週報告時，總裁頻頻點首，並掏出紀事簿筆記，此次召見想與此有關，你去把未來工作競賽計畫，作一報告」。我回答說：「恐怕是有關雲南的問題」。李先生說：「何以見得」。我說：「現在遠征軍集中雲南，正是解決雲南問題的時候」。十六日進見回來，李先生找我去，告訴我：「你猜對了，以後要搜集有關資料，但絕對保密，不能告訴任何人」。從此以後，每週至多兩週要召見一次。到九月二十九日蔣經國先生來見，對李先生說：「總裁關照最近有事相約，不要離開重慶」。十月一日深夜軍政部長陳辭修派人通知：「空軍總司令王叔銘從西昌來轉達蔣主席面諭，請明天上午八時飛西昌，有要事相商」。十月二日上午，八時，經國先生親來迎接，九點鐘同往九龍飛機場，李先生僅帶我與隨行吳映忠二人。下午一點半起飛，同機者有陳誠、蔣經國、關麟徵、龍滌波，由王總司令親自駕駛，行政院長宋子文則另乘一機。下午二時半抵達。在此頒布政治改組令五項，軍事改組令七項。而政治改組令是：㈠雲南省政府委員兼主席龍雲，另有任用應免本兼各職；㈡委員兼民政廳長陸崇仁另候任用……應免本兼各職；㈢任命盧漢兼雲南省政府主席；㈣任命李宗黃為雲南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㈤雲南省政府主席未到任以前，派民政廳長李宗黃兼任主席。當晚飛昆明，仍是王總司令駕機，同機的只有關、龍二位。接機汽車，李先生與我與吳映忠分散，我命汽車直驅昆明防守司令部，駐在衛兵連中到三日凌晨始聯絡上。璧注。不過中央幾位參與機要的人，都不一定知道，李伯英在昆明給盧漢的電報，有汲深梗短這類的客氣語，當然他們有他們的看法。盧漢的想法，認為或許他只有主席之名，而實際上要到東北率領滇軍作戰。何以見得呢，他提出省政府組織名單是以繆雲台為中心，財政建設兩廳，是華秀升和金龍章，繆雲台預備接替李伯英的民政廳代主席，留教育廳給中央指派的人。我想這個方案是他和繆商量過的，並且通過繆的支持者的同意的，繆以無黨派而有點左傾的姿態對外，實際上是以黨內某高層人士關係很深的。要是盧的主席坐定了。繆雲台的省府委員馬上辭職，這時的繆雲台，絕不合只做個雲南省政府委員，盧上任時的省政府委員名單，有繆雲台名可以證明。我當時的看法，省政府主席一定是盧，雲南局勢須他來鎮壓，他不能與東北部隊發生關係，中央若有意要李伯英先生來主滇，絕不會派他來打先鋒的。
我回昆明後，我準備把公路局交代後，請果夫先生幫忙在農民或交通銀行弄個名義，到美國去讀兩年書。盧漢主滇，絕不會有我的份的，盧到重慶時，和他搭上一點邊邊的趙公望都跑去了，關心我的朋友們都說雲南你應當有份，你為什麼還不來重慶。我的主意已定，我還忙些什麼。
最好笑的有一位同果夫先生也有關係的蕭某，來到昆明對李伯英先生表示好感，好像是果夫先生要他來看看，同時並到處詢問我和其他同事和陸子安的關係，到處招搖，弄得有一次遇著從前的代主席委員胡蘊山先生時，他們兩位的表現，有點好像他們才是中央的正統的樣子，我心裡想，我有我的立場，你們這樣的搞政治，真有點莫名其妙。
六、省政府正式改組
盧永衡以主席的身份提出省府委員名單如下：民政廳長李宗黃、財政廳長華秀升、教育廳長王政（蔣經國先生介紹）、建廳金龍章、委員繆雲台、張西林、胡英，這個名單到侍從室第三處後，是否已經委員長看過我不清楚，果夫先生將原件拿去訪問盧漢，請他在建廳項下多推荐一人，請委員長選擇，這才把我的名字加進去，最後決定我任建設廳長，當時果夫先生關照經辦的人，不得告訴我，我參加盧漢的省政府，是在昆明看報才知道的。
我從就職以至離開，先後共三年左右。這幾年建廳任內，正值國內貨幣眨值，達於極點。省府連收支預算都拿不出來。沒有錢，有計劃的建設，根本談不上。總算是盧主席還撥了前省府尚留下的一些現金（內容我們不知道），我向農民銀行借了一些現款，做了一些水利工程。並開始建築，通思普區公路。在農業上，煙草推廣和種子改良，多少有點成就。但嚴格說起來，可以說談不上什麼成就（記得在建水利工程時曾借用積穀時，我在民政廳任秘書兼第四科科長正管積穀向我商量過。璧注）。但我覺得在人事和組織上，我的建廳與過去的建廳比較，是有相當貢獻的。公路局長從前都是外行領導內行，我派了一位刻苦耐勞，而對工程有多年經驗的一位技術人員擔任。此人有左傾的嫌疑，但我認定他不會是共產黨。只搞技術，思想上也不去管他。水利局過去只是建廳內一個小單位，局長是北大學文學的，和廳長是好朋友。我也把它改成有相當規模的一個機構，局長人選，較之公路局長更加理想。廉潔、能幹、好學，都是他的長處（共黨來後自殺）。至於農業機構，過去分成許多系，直屬廳長，大概是這樣：可以在職員名額上，對廳的收支有點補助吧。我把它精成一個機構，名「農業改進所」，所長是一個英國留學，對農業有著述的學者。這些機構，我相信只要有錢，推動工作，是沒有問題的。
我和盧永衡主席的關係，這時是以禮相處，從前的好朋友的友誼當然永不會恢復，對我仇視的態度也沒有表現過，因為大家都是本地人，他親共的一切行動，都瞞不了我。蔣先生引退後，我們談話時，半公開談到他親共情形，他也無所謂，後來聽說安恩溥他們去請祿介卿去勸他早點起義，以免將來功勞簿上分數少。我覺得是我離開的時候了。我請託了有名的面面週到的楊文清兄，代我向他說明請求辭職，他答應我後，我正式辦好交代，算我回滇從政十一年，算是告一段落，我的從政生涯，也從此結束了。
我離開昆明的前一天，我去他家向他辭行。我們之間，簡單談話，我覺得有略述的必要：
我說：「我要離開雲南了，以後恐怕很少有再見面機會，今天特來向主席辭行」。
他說：「你又沒有多少錢，到那裡去？」
我說：「青年時，在外流浪慣了，我只有一個孩子和女人，就靠兩隻手也可以生活下去，現擬先到香港看看再說，我有點討厭美國政府，不想到美國去」。
他說：「你可以向我辭職，我沒有辦法辭了職丟起就走呀！」
我說：「我看一切都完了！我的看法或許是錯的。我看主席的政治生命也完了，但在雲南主席是愛護家鄉的，在主席的政治生命沒有結束以前，還有一件事可以做」。
他說：「什麼事？」
我說：「國民政府華北華中越失利，對西南的壓力越大，搞得不好，雲南在此次大變中，要流兩次血，國民政府的壓力下來時候流一次血，若共產黨又繼續勝利的話又要流一次血。主席運用得好，雲南人民可以太太平平的過此一時代難關，這是政治家表現天才的時候」。
他聽了我的話後，沉默了好一會。我們另談別的話，沒有繼續談這個問題，我講這話的目的，是怕他聽了那些提早立功的意見把局面弄得更糟。
跋
申慶壁
體要先生的這篇文章晚年所寫，寄給后代表希鎧，囑轉龍繩武、楊宇光兩先生和我，等於「擺一場龍門陣」，並說明「決不願在任何報刊發表」，原信說：「希鎧弟大鑒：月前讀傳記文學，看了你所寫的與龍志公有關的文章，繼又看見廖某所寫刺眼標題『倮儸軍閥龍雲』。想起關於夷族情形，我在港子孫們完全不知道。所以寫一點大概情形給他們看，順便也給你和繩武兄參考。以此聯想到我回滇從政十一年，種種複雜關係，也應寫下來，跟著又想到『我與國民黨』更應當有點紀錄。一時衝動，就想連接寫這三篇東西。可是一提筆，就發現腦力不夠，很簡單辭句都寫不好，普通的字都想不起來，寫完一頁再要回看時，要用放大鏡才看得清楚，手指不只不靈活，寫多了還要作痛，勉強完成兩篇，寫來這兩篇東西，都是與我關係的小事，決不願在任何報刊發表（也不適宜發表）。你和繩武兄看後，申完白和楊宇光等少數好友，願意看，也可給他們看：等於我和他們擺一場龍門陣，閱後經中寄回為感。〈我與國民黨〉一文能否完成？現無把握，精神實在不夠了」。
體要先生這封信是民國七十四年六月十三日所寫。后代表接到後，複印一份寄我。並有信云：「頃接隴體公來函，並附『回滇從政十一年瑣記』 及『夷族概況』 二文，囑轉奉台閱，猶之乎『擺龍門陣』、『合樽促席』、『說彼生平』『蜀都之賦、停雲之詩』，可以慰遠道乎，然非宜發表於報刊也」。
是時我正主編雲南文獻雜誌，深以未能刊載斯文，是一憾事。光陰荏苒，轉瞬十有四年。人事滄桑，文中所提到者，多已作古，代體要先生函轉之后代表希鎧，亦去蘇州養病五年，而不能言語，經仔細考量，為使後之來者，知戰亂中，政治界尚有一忠誠清廉的典範，為研究變亂中西南歷史多一考量的線索，不能不發表，想體要先生天靈有知亦不會堅持也。
中華民國九十年三月二十一日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31期，民國90年12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