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五十週年為奮戰的國軍辯誣
作者／李達人
弁言
此文已寫十月了。緣於中外雜誌四十九卷第二期，載有中央研究院科學史委員會委員、淡江大學講座教授劉昭明先生的「西安事變因果篇」鴻文謂：「西安事變，主因是東北軍不願意做內戰的犧牲品。又謂《李宗仁回憶錄》中，一再指出蔣介石利用內戰及抗日，消耗雜牌軍。」（李錄引於文中，茲不贅。）筆者及國人深知抗日戰爭，為國家爭獨立，領土謀完整，民族求生存的神聖戰爭，豈可誣指為蔣介石意圖消耗雜牌軍！因而為文辯正。文寄出後，杳無回響，竊意：若拙文刊出，恐予「西文」作者劉先生名氣受損，乃置之不問。近因政局欠安，與二、三年來事實演變，蔣公家屬，亦有臨深履薄冰之慮。蔣夫人逾耄耋之年，出國寄居。筆者深有所感，將此稿寄公論雜誌社刊出，以舒不平。
一、影響民國歷史中之數人
凡事不論大小，都有起始與結局；起始必有因，結局必成果。小事單純，不甚重要，大事乃關係國家盛衰，民族強弱的歷史紀錄。西安事變因果關係太大，問題太複雜，非簡單一兩件事可作定評，更不必引個人不實私記作根據為論斷，而須以時代背景，包括國際的、國內的以及敵人的強弱，自己的力量…種種事實，由史家無私、無我、無訛的記述後，再作論斷。
首先聲明，筆者不是李宗仁回憶錄中的黃埔系，蔣的子弟兵；倒是道道地地的地方軍、滇軍、雜牌軍。總之不管他人想法、看法和說法如何，我是受了三年雲南講武學校工科嚴格養成教育畢業後，由少尉一步一步幹起，身經剿共、抗日、戡亂；大陸淪陷，在滇緬邊區游擊四載，撤退到臺，直到退役，沒有停頓十天半月的國家軍隊中的一員。西安事變主角張學良先生，是民國以來改變歷史的一人。
溯自民國十五年革命軍開始北伐，至西安事變，與張先生發生戰場敵對關係的統兵大將，能影響部份歷史的有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今墓木已拱，可接受「論定」了。學良先生，仍身體健朗，精神腦力，猶不減昔。他多周覽經史，篤信基督，於公開談話中，益顯其光明純正。他說：「我知道我自己，我不等蓋棺由人論定，我自己可以論定了。」他在美國紐約，親友為其九秩暖壽宴會時，他自謂一生空懷雄心壯志，卻因魯莽操切，徒惹是非，有負國人厚望，並一再重申對先總統 蔣公的尊敬與感恩。他在美國西部一大學的座談中說：「我一生最敬佩兩個人，一為我父親，一為蔣總統，我只有一個長官蔣介石。」他於八十年三月六日，接受華視記者訪問，自承「西安事變，是我與蔣委員長主張相反，他主安內才可攘外，我主攘外自能安內；我的主張，緣實錯了！我同蔣公關係也十分微妙，痛恨有如仇敵，愛護期許，則如骨肉。蔣公對我有三事沒齒不能忘：一是蔣公令良同車往見汪兆銘於其宅，汪不在，蔣公囑其閣者告知汪，言張副司令親來拜訪，此等苦心，良深為敬感。二是某日同車，蔣公親誡良勿再事荒嬉。三是任良選擇某項工作，挽回國人觀感以增聲望。此三者，已超越部屬關係，非情同骨肉者，何能如此。」張的坦誠純正，充分顯露其無私情懷，深值欽佩。馮、閻、李三人，有研究歷史者評斷。筆者不敏，略記其各自可代表其品格的言行些許，作一比較。
三十五年十月，黎東方教授與馮玉祥將軍，由上海同乘開往美國的邁格斯將軍號輪，在餐廳中，眾人要馮玉祥、黎東方做一次演講。馮在演講中最引人重視的一段：「我們中國這一百年來，發生許多事，那一件最重要？是對日抗戰。誰領導我們對日抗戰直到最後勝利？是蔣介石先生。蔣先生做了這樣一件天大的事，對得起國家，對得起全體同胞。有人批評蔣先生，說他本人很好，就是左右的人不好。任何一個做父親的兒女不能個個都好，一隻手五個指頭長短不一，不能一樣齊一樣粗。」這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演講。
閻錫山先生，在大陸淪陷前行政院長任內，支撐殘局，指揮政府撤退來臺，忠貞為國，勞怨不避。他領導的山西軍民，與日軍及共黨奮戰數年，當太原被共軍圍攻經年失陷，代省主席梁敦厚率全體員工五百人集體殉國。可證閻先生為何如人了。
李宗仁如何？民國十四年七月一日，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統編部隊為五個國民革命軍，以蔣中正、譚延闓、朱培德、李濟琛、李福林分任軍長。十五年七月九日，國府任蔣中正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統軍北伐，續任程潛為第六軍軍長，李宗仁為第七軍軍長，唐生智為第八軍軍長。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革命軍克南京，國府於四月十八日在該地奠都。汪兆銘、李宗仁受共黨挑撥，在武漢另組政府與南京對抗，吳敬恆、蔡元培提案料舉，清黨討伐，汪兆銘出國，李宗仁敗退，組織瓦解。民國十七年一月，南京中政會任蔣中正為北伐全軍總司令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為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為第三集團軍總司令，繼續北伐，後任李宗仁為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北洋政府失敗，段祺瑞下野，張作霖率部出山海關，被日本派其東宮大尉在皇姑屯車站預置炸藥，將張氏炸斃。張學良以少年英才，執掌東北軍政。是年十二月，通電服從國民政府，改懸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完成中國統一。
軍政結束，汪兆銘、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在北平召開擴大會議，組織中央政府，與南京中央抗衡。中央任張學良為陸海空軍副司令，率兵進山海關，擴大會議組織瓦解，汪兆銘逃出國外，馮、閻解除兵柄，李宗仁退回廣西，不受中央節制。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復舉兵犯湘：中央派大員朱培德、居正、程潛疏通勸解，幾經週折，始接受中央命令。抗戰開始，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勝利後，任北平行轅主任，行憲開始，選副總統成功，值戡亂軍事受挫，少數昧於大義，鼓吹停戰，認李宗仁能領導和談，野心分子乘機造勢，社會益趨不安。蔣公迫於情勢，弭戰消兵，於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宣佈引退。李宗仁代理總統半年，大陸幾全部棄守，李稱病棄職赴美，後又返大陸投共。
二、地方軍名稱由來
茲將「西文」引李宗仁回憶錄段錄出，再就事實說明：
「北伐開始，一直到抗戰，我國軍隊由十來萬，擴充到數百萬，有中央軍、東北軍、西北軍、山西軍、粵軍、桂軍、川軍、滇軍以及其他各省地方軍；除了中央軍屬黃埔系，係蔣的子弟兵外，其他的是雜牌軍。蔣的想法是雜牌軍不可靠，於是利用內戰和抗日的機會，將雜牌軍消耗掉。所以張的東北軍，在通電易幟後，多被調回關內參加中原大戰。民國二十五年，張被任為剿匪軍副總司令，利用東北軍打陝北共軍。蔣想藉機消耗東北軍的實力，但是陝北共軍力量亦不弱，以致東北軍在進攻洛川等地區時，一再損兵折將，連吃幾場敗戰。東北軍一方面哀傷於東北之淪陷，一方面又怕長期消耗在內戰的戰場上，而致光復東北無望，所以不願做內戰的犧牲品。此為東北軍熱烈響應張發動兵諫之主要原因之一。」
現說雜牌軍名稱由來：當曾國藩、李鴻章平太平天國，曾統三湘子弟，人稱湘軍；李率安徽青少，人稱淮軍。中山先生號召革命，武昌新軍首先發難，組鄂軍都督府宣佈獨立；各省駐軍紛紛響應，冠省之簡稱於軍頭，於是滇軍、黔軍、川軍、桂軍、粵軍、晉軍…等名便因之而起。民國四年，袁世凱稱帝，雲南組護國軍討伐，分路出擊，力達兩廣、川、黔及陝南，所部統稱滇軍。爾後，段祺瑞總理解散國會，毀棄約法，中山先生在廣州組護法政府，唐繼堯號召滇、川、黔組護法聯軍擁護。迨護法政府撤銷，滇軍之名未變，其他各軍，名亦如舊。
北洋政府所轄部隊，亦以地區或派系代名，當時各部隊常互相攻擊，有名的曹琨與段祺瑞之直皖戰爭，曹琨、吳佩孚與張作霖之直奉戰爭；曹、吳統者稱直軍，段祺瑞、徐樹錚統者稱皖軍，張作霖所部稱奉軍，閻錫山治晉最長，其部稱晉軍，馮玉祥駐陝，甘廣大區域，人稱其部為西北軍，張學良易幟後，中央委以東北邊防長官之職，人稱其部為東北軍。
上述部隊，按李宗仁回憶錄所云，都是蔣認為不可靠的雜牌軍，必須利用打內戰和抗日消耗掉。
據筆者親身經歷，在江西五次圍剿共軍時，東北軍、西北軍、川軍、滇軍、桂軍，都少參與；因這些部隊對江西戰場鞭長莫及，主帥不能遠勞師旅，耗費人、物資源。共軍由江西突圍西竄，至湘、黔邊境，雲南省政府主席、兼討逆軍第十路總指揮、革命軍三十八軍軍長龍雲，自動派其參謀長孫渡中將率步兵第一旅劉正富，第二旅安恩溥，第五旅魯道源，第七旅龔順璧等部，至滇、黔邊境堵剿，防共軍竄入滇境，危害地方。二十四年，蔣委員長到昆明視察後，任龍雲為中央剿匪軍第二路軍總司令，薛岳為前敵指揮官。轄第一縱隊吳奇偉，第二縱隊周渾元，第三縱隊孫渡，第四縱隊王家烈、猶國材，第五縱隊樊崧甫，第六縱隊李韞。共軍被追剿，逃竄川、康後，第二路軍總司令部撤銷，改設滇黔綏靖主任公署於昆明，任龍雲為主任；在貴陽設副主任公署，任薛岳為副主任。第三縱隊，亦即原討逆軍第十路雲南路隊，仍留置雲南。並非李宗仁說的「藉剿共將之消耗掉！」且還補充增強。到對日抗戰開始，雲南先編第六十軍（三師六旅），盧漢任軍長，參加臺兒莊會異。旋又增編第五十八軍、新三軍，孫渡、張沖分任軍長；參與武漢會戰，湘贛會戰，長沙三次會戰及湘鄂會戰，均能克敵致勝，迭創佳績。
抗戰勝利，五八、新三兩軍在江西整編，由魯道源軍長統率，後為第十三兵團之基本。六十、九三兩軍，入越受降，任務完畢，回國出關戡亂。有不明事實者謂六十、九三兩軍，生長於四季如春的雲南，調至冰天雪地的東北作戰，是極不應有的行為。其實，二次大戰歐洲戰場將告結束，亞洲戰場準備反攻，先裝備二十四個師，六十、九三兩軍所轄各師，是接受半美式裝備部隊。蘇聯強佔中國東北，抗不撤退，經幾許交涉，蔣經國先生親往莫斯科與史太林折衝無效，中央決定武力接收。對俄作戰，當然要用裝備好、戰力強的部隊。出關部隊中，以孫立人的新一軍，廖耀湘的新六軍，裝備最優，全部美式；兩軍係由印緬戰場回國。次為盧濬泉的九十三軍，曾澤生的六十軍，趙公武的五十二軍，石覺的十三軍，陳明仁的七十一軍，羅友倫的青年軍二○七師。以後出關的有周福成的五十三軍，闕漢騫的五十四軍，王鐵漢的四十九軍。至於各部隊的遭遇前途，乃是國運，並非中央軍與地方軍問題。
憶當二十七年雲南部隊先頭出發抗日時，龍雲對少尉以上幹部訓話說：「我從民國十七年主持雲南省政以來，足足十年，在此十年中，國家發生許多變故；桂系數次派員向我連絡，給我最優厚條件，要我協同他們取一致行動。我始終堅持國家只有一個政府，部隊只要一個主帥。我堅持服從中央政府，擁護蔣委員長。相反的，中央要我出兵討伐廣西，我即刻出兵圍攻南寧。我的這個堅持與行動，今天已證明完全正確。今日全國軍民，都一致團結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對日抗戰。我領導你們，走在保衛國土主權完整，民族獨立生存的抗日道路上，是正確的。軍人以戰死沙場是最後歸宿；死在抗日戰場上，才是光榮的歸宿。」
說到川軍，在民國二十三年前，各軍各有駐地，自抽稅捐，自籌補給，自謀發展，阻礙省政推行。其中力量較強者，應推楊森、劉湘、劉文輝三部，各軍常因擴充發展時起爭端，楊森首先退出戰場，受命中央，爾後即未與川中各部發生關聯，軍紀、軍譽、戰績均佳。其餘各軍，又成兩系爭執，演成二劉戰爭。戰區民眾生活情況，不難想像。二十三年，中央軍事委員會組參謀團，以賀國光為團長，入川協助解決整理。二十四年，蔣委員長入川督導，將各軍駐區取消，按其實質整編，統歸省主席劉湘監督，受軍事委員指揮調遣。抗戰開始，有二十一軍唐式遵，二十三軍潘文華，四十一軍孫震，四十四軍王續緒，四十五軍鄧錫侯，四十七軍李家鈺，出川抗日，亦著佳績。一二三師師長王銘章，堅守滕縣，血戰陣亡，為抗日捐軀之首員將領。二十四軍劉文輝，抗戰八年，未出其西康省一步，大陸棄守前，反成協助投共武力，露頭角於川西北，此十足地方軍也。
西北軍及晉軍，不乏傑出將領，在長期歷練中，受蔣委員長倚重乞賦予極大權力與任務者，如冀察綏靖主任宋哲元，及其屬下後任國防部次長之秦德純，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劉汝明，鄂西會戰陣亡之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均能盡忠職守，不負所托。尤以張自忠將軍殉職之悲壯，上自統帥蔣公，下至各部兵卒，無不同申愴悼，永懷英烈。晉軍中徐永昌上將，膺命中樞，輔弼統帥，籌謀策畫，重極一時。抗戰勝利，代表中華民國在東京與盟軍統帥接受日本投降，更是一時無兩。此皆李宗仁回憶錄所云：「蔣要消除的對象」。
三、少帥的愛國作為
當張作霖與段祺瑞在北京合組政府時，學良先生年未而立，統領師干，意氣風發，眼看南有中山先生廣州革命武力之重建；東南有自稱五省聯軍首領孫傳方之企圖穩固地盤；吳佩孚實掩有豫、鄂，並觸及長、衡；閻錫山晉軍兵精糧足；馮玉祥武力猶非弱小；且閻、馮有傾向孫中山先生主張之思想意識；北京政權，雖係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但政令難行，全國實成割裂之局；蔣介石總司令之北伐軍，由廣州一隅，短期即擊潰吳佩孚、孫傳方，建都南京；平定群雄，統一寰宇，為期不遠。英氣勃發將領的視野，當較握現實權力者廣闊透澈，何況渠初欲習醫救人，後奉父命學軍事，以軍事實力救人，較之醫術救人之功效為大為速；復以閻、馮參加革命陣營，進軍平、津，段祺瑞下野，奉軍出山海關，不幸主帥被日敵炸斃於皇姑屯車站，學良先生肩負東北軍政重責，環顧四周，北疆息臥著有毒巨蟒，伸首黑龍江，展尾新彊省，其身稍動，將使中國邊境不安；東鄰日本帝國，鯨吞試食作為，無時停止；尤對東北肥美土地掠奪，更為積極；英有印、緬廣大殖民地，復圖我西藏入其懷中；法已佔穩安南，伸手滇、桂，必有綢繆；睹斯環境，中國非統一強大，不足以保國衛民，更不足以救國救民。當此時機，中央派員與之聯繫，彼即於士一月二十九日易幟，服從國民政府，完成中國統一。學良先生對國家前途的認知與作為，可以明告中外了。
中國統一，革命的軍政時期結束，開始訓政，一切建設，必須逐步展開，而軍隊數量過多，軍費耗繁，必整編縮減，始有經費建設其他。乃成立國軍編遣委員會，然以一部將領不予支持，陰謀抗拒，汪兆銘等乘機鼓惑唆弄，致有北平擴大會議的召開，組織政府，稱兵反對中央，戰線長千餘里，時間經半載餘，以軍隊數量言，中央兵力不及對方三分之一；但中央有領導中心，能上下一致，命令貫澈；對方兵力雖多，異議常起，難期統合；因而雙方相持對峙，勝負難分。此時學良先生舉足輕重，繫國家禍福安危於一念。平、瀋道上，信使往遑，南京、北平，均派要員聯絡，希望其貫澈國家統一強大之理念，作一明智積極的行動，謀爭端的早日結束。當然少帥謀國家統一強大之意念主旨，毫不動搖變更，且既已早期服從中央，促成統一，猶見領導有人，豈可自違意願，另作圖謀。何況北平方面，各皆暗集力量，俟機稱雄，已若參與，亦難長期統合，分離割據，鬥爭難免，不幸回走民初道路，民眾何日能安，救人心願，必將全部粉碎矣。於是，決心接受中央委以中國陸海空軍副司令之職，率部入關，擴大會議瓦解，聯合部隊，全部潰退，汪兆銘逃國外，閻、馮解除兵柄，中原大戰結束。李宗仁退歸廣西，封閉自固。今看學良先生在美國西部一大學座談會中云：「我一生敬佩兩個人，一是我父親，一是蔣總統；我只有一個長官蔣介石。」於此可證學良先生入關結束中原大戰，一為求中國的統一自強之基本立場與主張；一為只服從一個長官。李宗仁回憶錄說：「張學良的東北軍，是調回關內參加中原大戰，利用打陝北共軍，蔣想藉機消耗東北軍實力。」此無異說學良先生是無定見、無主張、只能受人驅策、唯唯諾諾的庸愚。吾人實為英年即領師千，一心謀求中國統一強大的愛國青年不平。
四、統戰禍患之惡毒
西安事變，問題複雜，有國際問題導引國內問題。蓋日本滷明治維新後，其在軍事上的種種準備，已達使用最後年限，逾時將成廢品，是國力的浪費。乃發動「九一八」事變，復一再壓迫經略，企圖擴大事端，佔我領土，奪我主權，毀我民族的一切生存力量。我國以內部不靖，力量空虛，無力抗禦，將日本侵略行為控訴於國際聯盟，冀其主持正義，制止侵略。豈料拖延數月後，僅派李頓調查團前來，調查結果，發表一不切實際的宣告。日本則宣佈退出國聯，不受國聯的拘束，更得寸進尺，瘋狂進侵，迫華北五省脫離中央，經中央武力抗禦與外交折衝，局勢暫時趨緩。民國二十四年七月，蔣委員長在廬山召見二十九軍副軍長秦德純指示：「日本侵佔東北後，下一目標是平、津二市和華北各省，但我國統一未久，國防建設尚未完成，不能和日本全面作戰，亟待爭取時間，加緊準備，中央現已決定以宋哲元將軍完全負起北方責任；你回去將此話告訴他，務必要忍辱負重，在北方多支持一天，便可使中央對各種建設多充實一天，你們維持的時間逾久，對國家的貢獻愈大，惟要注意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妥密應付，中央決以全力支持；此事僅可密告宋軍長，不可告訴別人。」蘇俄此時認為中、日妥協，日必轉移目標對俄；俄正禦防德、義之不暇，不能兩面樹敵；唯有設法加大中、日衝突，自己始有緩衝餘裕，以應將來。於是命毛澤東配合共產世界革命策略，轉移中國全力對日。因而毛共積極實施全面統戰的一切作為，用各式各樣的方法手段，宣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在華北接敵地區民眾及各級學校，對日本壓迫的感受更難隱忍，對抗日情緒的高漲，更如火如荼，文藝界的各部門，均配合共黨的統戰策略，所編演的歌、劇，均以停止內戰，全面抗日為主旨。如「打回老家去」、「槍口對外」、「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等歌鼓動東北軍，也震驚了全國各地，歌聲響徹雲霄。左翼作家及共黨御用文醜，發表言論刊物，均叫囂喧嚷「攘外自能安內」，甚至詆譭「安內攘外」是賣國行為的歪曲謬論。在此情況下，全國十之七、八人心，均傾向全面對日作戰，東北軍之心防，更已破裂敞開，任共產毒素之浸潤腐蝕，士氣極度低落，精神意志已轉移於全面抗戰；剿共一詞，棄之惟恐不及。何況此刻有與連絡者，均屬共黨頂尖要員，致學良先生此刻已堅信其「攘外自能安內」的主張為適時、適切，適於國際現勢，國內實情的政策。
蔣委員長是國家民族的領導人，國家存亡，民族興衰的重責大任，落其雙肩，不得不作長遠而安全的打算；渠不能順應一般淺識者與國際、國內陰謀者誘騙鼓惑全民的意圖，將國家民族命運作賭注！何況他早於民國十三年孫中山先生命赴俄考察三個月回國，即已將共黨之不能妥協、合作，種種明告中山先生。且共軍實力，由初期二十餘萬，亂跡逾數省，於三、四年即將之驅至陝北，為數僅萬餘，消滅在即。欲將剿共成功之最後一役，賦予學良先生，乃委任其為西北剿匪副總司令代總司令。學良先生八十年三月，接受華視記者訪問中有：「任良選擇某項工作，挽回國人之觀感以增聲望。」曷其內心之不明如是！動搖信念，輕於接受敵人要挾。故蔣委員長對張之訴求，常於嚴斥。當時兩人年齡相差十五歲，兩人對事的認知體驗，也有相當距離，故兩人主張，則大大衝突，最後只有「變」了。
學良先生西安事變，動機是純潔的，認知是現實的，行為是操切的，結果是錯誤的。從西安事變到今日種種事實顯示，彰彰在人眼目。所以他接受訪問說：「我與蔣委員長關係相當微妙，政見相反，痛恨有如仇敵，關愛期許，則如骨肉。我是真的錯了。」學良先生光風霽月的磊落胸懷，深值欽佩。
「西文」多引李宗仁回憶錄，故再對李稍作補充：
李宗仁所部既早期即編為革命軍第七軍，李應是國民革命的重要將領之一，是中山先生的信徒，自應忠於革命，忠於國家。然以其所經觀察，則彼自認是桂軍的領導，是桂系的首腦，他不願與國民革命發生較深關係，以保其桂系屬性。故其有寧漢分裂的稱兵。第二次北伐期間，中央更委與第四集團軍總司令之職，未幾，則與汪兆銘等召開擴大會議於北平，組府抗拒中央，失敗後，退據廣西，閉關自固五、六載，且時謀稱兵抵抗中央。抗戰勝利，選舉副總統成功，取得代總統寶座，但不半載而使大陸棄守。正當忠於職守，忠於國家的軍民奮鬥犧牲，求取最後出路之時，彼竟棄職逃避美國，最後投入中共懷抱。觀其所行，渠早已不承認中華民國法統。而其誣蔑正義事實的私記，又豈可引作歷史事件證言。
最後，再說李錄中：「蔣的想法是雜牌軍不可靠，於是想利用內戰和抗日的機會，將雜牌軍消耗掉。」筆者也舉出滇軍、川軍剿共抗日的一切歷程事跡，也舉出西北軍、晉軍的傑出將領對國家的貢獻。茲再聲明，抗日戰爭是神聖的，是全民一致的，是爭取國家獨立，民族生存的。抗戰八年犧牲之大，以及勝利後收復東北四省，及淪於日本五十年的今日復興基地臺灣澎湖。這偉大戰爭，豈可說是「蔣為了消滅雜牌軍」的戰爭。這已使千千萬萬犧牲的軍民蒙冤受辱，更使所有抗戰的炎黃子孫氣憤難平。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25期；民國84年12月25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