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國三傑賓主立場之論述
作者／楊亮臣
一、誤傳之沿起
根據雲南首義護國史實所述，唐、蔡、李三傑於護國之役，無疑的是以唐蓂賡先生為主，蔡松坡先生，李烈鈞先生是受蓂賡先生之邀，入滇共襄盛舉，三傑之間，彼此都沒有功利之爭，關於以後史書有是役乃松坡「主動」之謬傳者，係以進步黨之梁任公（啟超）與蔡松坡有師生之誼，梁任公於執筆為文之時，難免對自己之高徒，捧之過甚！任公自我標榜亦過高，私心所致，有超逾事實之讚譽，嗣後史家不查，因而謬誤相傳，以致近代史及各級學校之歷史教科書，對是役之敍述，都有以蔡松坡為「主動」唐蓂賡為「被動」之謬論，違背事實，良可嘆也！
二、雲南首義是時勢所趨，集體領導
雲南護國起義在當時實在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以雲南貧脊一隅之地來對抗「洪憲帝國。」這樣的大事，豈是遠在北京而匆匆趕返雲南的蔡松坡先生所能「主動」？關乎雲南千萬人民生命財產之「大事」，又豈是唐莫蓂先生一人所能獨專，自行作主，雲南雖處邊陲，因靠近越南，故優秀人才往國外深造者甚多，（特別是日本），可以說當時雲南人的思想，相當開明而進步，己經普遍受到新的革命思潮的影響，再以當時的「雲南講武堂」而言：可說是集一時俊傑之士，造就出了很多文武雙全的好軍官。「雲南講武堂」在當時是聞名於全國的。因此，當時雲南的軍政幹部，大多是有理想、有朝氣、有知識的青年。因而，他們擁護共和，堅決反對帝制，因此願為此役拋頭顫、灑鮮血，犧牲一切，再所不計，在此一巨大的洪流中，唐蓂賡先生和蔡松坡先生，李烈鈞先生只不過是他們象徵性的代表而已。如果沒有此種「時代背景」，唐、蔡、李又能有多大作為。袁逆世凱以「一世之雄」，當他違反了時代潮流，雖兵多將廣，仍然遭到失敗的命運，差愧而死，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以今日術語言之，雲南首義，可以說是「團隊精神」的發揮，集體的領導，集體的創造，集體的努力，完成時代的任務與使命！
三、蔡松坡入滇，係羅佩金推介
蔡松坡之初入雲南，係因雲南士官生羅佩金的極力推介，才「被邀入滇」，當時雲貴總督李經羲任用新人，頗重視家世。於留日士官畢業生中，對羅佩金特別賞識。其意係以羅為老翰林羅瑞國先生之孫，故信任有加，派其至上海訂購軍械，適值蔡松坡先生失意於廣西而賦閒上海。羅與相晤，有邀其入滇共圖舉事之默契。羅回滇後而向李總誓極力推介。立即發電邀蔡入滇，蔡抵滇後，被任為督練處參議，次年始被任為滇軍三十七協統領。蔡松坡為日本士官學校三期生、而當時執掌雲南軍政大權的唐蓂賡、及李根源、張開儒、葉荃、李鴻祥、謝汝翼、顧品珍、劉祖武、黃毓成等皆為日本士官學校六期生，故雲南光復後，他們以「學弟」而推戴「學長」之蔡氏為雲南都督，也是合理的推論。以上分析，說明了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當時執掌「滇省軍政實權」的唐蓂賡先生其對雲南的影響力，自然遠超過蔡松坡先生。唐為主，蔡為賓則是一個鐵的事實。
四、民社黨戢翼翹先生持平之論
民社黨元老，並非滇人的戢翼翹先生，為當時參加「歃血盟誓」人士之一，戢先生在回憶中說：「當年雲南起義，本人正在昆明訓練補充隊兼第一參謀長，旋任大理第二旅旅長，致對首義前的規劃、舉義的行動，事後的收束或見聞，知之甚深，就記憶所及，唐公雍容鎮定，謀慮週詳，鑒於二次革命，因準備不足，策劃草率，慘遭失敗，志士流亡海外，各省軍政大權均入袁逆掌握，今若妄以僅存之滇、黔貧脊邊陲，與袁逆搏鬪，恐重蹈覆轍，所以，唐公堅定隱怒於胸懷之中，一方面備戰觀變，一方面密請蔡、李二公及流亡志士潛同雲南，共襄大舉。關於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五次會議中，與會人士，屬國民黨籍，而被袁逆偽令通緝者甚多，余及趙又新，受袁逆通緝，經唐公先一年收容者。」此可再次證明，唐氏對革命黨人實是暗中庇謹。綜觀首義時之計劃、佈署等措施，固早操於唐公運籌帷幄之中。
此役集合全國反袁同志，奉義而驅，其共同旨趣，惟在各盡其力，以爭回原來之共和國體，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無所謂「主動」、「被動」；即勤職殉身之員兵，與認捐輸餉之民眾，亦無所謂主動、被動。有如對日抗戰，純為正義所驅，若少涉於勉強，不惟意志決難如此堅強，即收效亦決難如此圓滿，此我國民不淫、不移、不屈之真精神也！梁任公乃竟揚己仰人，妄為品第，非僅厚誣唐氏、且足損我護國軍民全體之尊嚴矣！、
五、首義之舉，唐蓂賡總攬全局，早作決策
此役不分畛域，各派咸集，然而溯其淵源，考其質量，要以國民黨為中心主幹，所列軍隊編組表，其主要人物多國民黨籍者，事實所示，可為證明，何得掠美貪功，攘為己有？在事諸人，分工合作，各有價值，不容軒輊、然若就職掌言，則唐氏飽攬全局，賣為適當之代表，若就秩位言，則唐、蔡、李同為首役之首領，何得獨奪一蔡，抹殺其餘？
滇省先遺之鄧泰中楊蓁兩支隊，自民國四年十二月九日出發，至十九日開拔完畢。而開拔之前，尚須作種種準備，彼時交通艱阻，軍隊裝備簡陋，事實所限，實難朝令夕行，計其時間，實在蔡松坡先生二十日抵昆明前十日以上，即以隨後尾隊而論，相距亦在二日以上，蔡且未見其行，遑論主使策動？蔡松坡先生于民國五年一月十六日由昆明出發，而先遣軍是日抵川邊之新場，二十日且克敍府；此尤足以證明唐蓂賡早就決策，先期遣派之不虛。按昆明敍府間旱路里程，最速須三十二三天始達，此路地曠人稀，軍隊以給養轉運之繫多，且係沿途轉戰而前，需時又當倍之。準此，則一月二十日之克敍府，其由昆明出發，至少必在民國四年十二月初間，里程俱在，尤可從事實得到證明，若唐蓂賡先生為「被動」，焉能佔此先著，迅赴戎機？
六、唐蓂賡先生青天白日之胸懷
唐氏若非早日決策，渴求同心，則決不肯一再迎蔡·；迎蔡而無誠意，則應付之術，頭頭是道，無論只圖私利者。不難因而縛獻袁逆，立博高封；即兼顧友道，亦可恫以危詞，拒使他往，欲騎牆，則設法稽延其行，以留餘地；欲取巧，則坐視袁黨阿迷知縣張一鵾粗擊，諉為不知。惟唐刻意相迎，視友如己，派兵派弟，保護唯恐不週；且以所部十分之七，最稱精銳之兵力，自動屬諸蔡松坡先生統率而甘留老弱以自率領守滇，誠心壹慮，惟憂此事之不成，苟為被動，安能如此清白專純乎？
七、唐蓂賡肺腑之言
唐、蔡同學同官，交誼至厚。蔡之於唐，始則特命統兵以援黔，繼則密薦回滇以代理，唐之於蔡，既屢次派員尋訪，竭誠以迎其入滇，復慨然付以重兵，不虞大權之傍落。兩公相知之深，相信之篤，實非勢利之交，所能妄測，尤非小人之心，所可忖度，蔡先生於抵昆時，對同仁之第一語曰：「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你們已經樣樣都準備好了！」想見其欣慰之情與內心之喜。唐蓂賡先生於蔡病歿後，對滇民之演講詞曰：「松坡之死，實是國家最大之損失。昔時雲南起義，我三人同心救國，外間小人，竟有松坡為主動，我為被動的說法，本省軍民深抱不平。其實我與松坡久共患難，誓同生死，蔡即是我，我即是蔡，要說松坡是主動，我當然也是主動，要說我是被動，松坡當然也是被動。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我滇人對松坡之逝世，應該表示非常的哀悼。是非自有千秋公論，毀譽不屑計較一時。要知道雲南起義，乃全體雲南人，自主自動自做之事，這一點既然無人能夠推翻，那就大可放心了！何必還介介於懷呢？」足見其器量之大！
八、李烈鈞先生由衷之言，是革命將領的典範
最值得提起的是：多年之後，曾任護國軍第二軍總司令的李烈鈞先生，有人問他：「當年雲南首義，究竟是唐先生主動？蔡先生主動？還是李先生你主動？」（謂李主動，是因為李烈鈞先生早蔡松坡先生四日抵達昆明）李烈鈞先生的回答，義正詞嚴，頗具至理。他說：「幹大事的，恥言功利，不過是非真做，不可不明。當年雲南首義，如果不是唐先生主動，他就不會讓我和松坡先生進雲南去。即使我們冒冒然的闖進去了，他也可以把我們縛而囚之，獻給袁逆。唐先生只要肯於這麼做，他立將發大財（當時袁世凱的懸賞高達三百萬）、封親王。所以我必須在此強調，設若當時唐先生不是早下決心，預有準備，我和松坡先生到達昆明前後僅只一週之間，馬上就能大軍陸續進發，草檄討袁，佈露天下，那怕是演一齣戲，也嫌時間急促，何況還是真刀真鎗的幹起來哩！世間沒有這樣容易的事，所以我說即使再蠢的人，也能把當時情形判斷得清楚明白。雲南首義這一個緊要關頭，當然該以唐先生居首功，擔重任，我和松坡先生，不過是遠道而去，適逢其會，承蒙唐先生不棄，讓我們共襄盛舉，認真要在民國的功勞簿上記一筆，那麼，就應數唐先生居第一功，松坡次之，至於我哩，確實是毫無功績。」上述之言，代表革命軍人風範，令人感念不已，想當年三傑誓共患難同生死，相得益彰，這才獲得了討袁護國之役的最後勝利。我敢於說，護國三傑正以其通力合作，才能導致驚天動地之大成功！
九、雲南首義之重要性
在革命的歷程中，三月廿九日黃花岡之役，十月十日武昌之役，十二月二十五日護國之役，價值同等重要，換言之如果沒有黃花岡之役的愛國青年，慘烈犧牲，鼓動風潮，造成時勢，就沒有武昌之役的成功，而創立民國；如果沒有雲南首義，推翻袁逆，民國已歸於泡影，武昌起義，開國之勳績，亦屬歷史之陳跡，故追本掘源，足以顯示雲南首義護國之重要性了！
十、護國事實之澄清
蔡「主動」，唐「被動」之此一謬傳，直至數年前經滇籍在臺中央民意代表暨親身參與護國之役的黨國元老張蒓漚（維翰）先生、李伯英（宗黃）先生等諸公，提出向教育部及國史館、國立編譯館建議更正，並經數度據實據理力爭，方將事實予以澄清，將教科書謬誤之處予以更正。
十一、紀念護國應屬全國同胞之事
憶數年前雲南同鄉在臺北聯誼，並舉行護國紀念大會，會中滇籍參與護國之役的黨國元老某公，會感慨言道：「雲南起義護國紀念日，本來當年經國民政府明令公佈、定為國定紀念日，但是到了現在，使民國起死回生的光榮紀念日，已形成只是雲南同胞的事，現在定十二月二十五日為行憲紀念日，如果六十多年前，沒有唐蓂賡先生領導志士，毅然起義，推翻「洪憲帝孽」，恢復共和國體、擁護民國，則民主共和國已夭折，以後何來行憲？又何來行憲紀念日？……」所以紀念護國，不只是雲南同胞的事，應該是全國同胞的事。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十五期；民國74年12月25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