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大陸探親最初三年前往探親見聞及交流回憶錄
海光
今年三月雲南省台辦主任岩莊先生率團來台北參訪，曾到台北市雲南省同鄉會與理監事相晤交換意見。一位資深理事曾向主任建言對返滇之「台胞」之對待方式，宜有所改善之誠摯意見，來訪貴賓對此有所說明，大意已無那些缺失。令我想起當年到大陸探親時也有不少見聞及我回答親友們問題頗值回憶記述如下：
民國七十六年總統經國先生正式宣佈准許大陸隨政府來台之老兵們回大陸探親，其實在政府宣佈之前，已有不少民間人士偷溜大陸探看毛澤東死後，大陸上實際狀況，那時大陸中共當局為了統戰，對這些稀客亦頗優容。那時偷溜赴大陸者，只有中華民國護照，大陸邊防查看之後，另予一紙簽證附於護照之內，到了離開大陸出境時，邊防軍人收回那紙簽證，護照上了無痕跡，這些台胞回國並不致產生任何麻煩，後來老兵返鄉探親逐年增加，才有台胞證之建制。
我於民國七十七年之前已與大陸的兩位親弟弟及兩位親妹妹取得直接連繫，曾約定前往同分散四地四位手足在重慶相聚。但當時輔導會將官小組定期聚會時，輔導會人員曾提醒我們退役將官們，稍作等候，以觀究竟，然後審慎決定是否前往。因當時傳聞有一位曾任總政戰部副主任的一位政戰中將前往大陸探親，被中共當局一再婉留待其承諾匯了大筆金錢投資，才讓他順利回台。因此許多人有了戒心，延後前往大陸探親。我也暫時觀望了一年，看到認識的將官，回去回來，並未發生何事，遂與弟妹們重新再訂於七十八年清明節前到重慶，然後一同到父母墓前掃祭。因在最初同他們取得連繫時已知父母早於四十年初及四十二年初相繼棄世。那時旅行社尚未如現今發展的完全，機票也訂不到，終於過了清明節五月初才能出國。
記不得第一次探親是乘坐那家航空公司的飛機，到了香港轉乘港龍航空的包機。未科香港接機人告知包機取消了，也未說明原因，只好由接機人員次日搭火車到廣州，告知在那兒住一天即有飛機飛重慶。那知到了廣卅一住三日才有班機。那時大陸交通（含通信設施）非常落後。我的弟妹們四家人都已到了重慶，我二弟時任重慶出版社少年部總編，二弟妹在重慶市設計委員會工作，均無電話。要連絡只能打到二弟住家八樓鄰居一位校長家中有電話處，電話打去，他們還得再登三層樓叫我二弟來聽電話，費時費事不已。我在廣州所住酒店還算高級，找當地之旅行社，請安排在市區觀光一番，不料他們無此項服務。後介紹一位計程車司機來帶我出遊，才算有了一整天的觀光行程。廣州與我在三十六年中海軍艦見習時所見差異不大，但是熱鬧程度比當年差了許多。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倒未遭破壞，僅敲掉了大碑上的青天白日徽。珠江旁的半島酒店也沒有當年那種高級輝煌現象。市面上有一些乞丐向人要錢，酒店人及司機均告知不可賞錢給他們，否則會招來更多乞丐。據當地人告知這些乞丐都是北方來的。等了三天終於搭上了飛重慶的班機。重慶機場相當簡陋，位於臼市驛，是當年抗戰後期所建，出了機場我的四位弟妹偕家人均在等候，兩位妹妹見了我先是立即抱頭痛哭，我則強忍淚水同他們一一擁握，隨即搭車到朝天門附近二弟住家。他們住十一樓，在室外已爬了一段石階路，進屋還得再爬十一層樓的樓梯。除了二弟全家人尚有三弟夫婦及女兒，四妹、五妹及他們夫婿皆一同到二弟家，另外二弟尚約了二、三位好友一同聊天，他們對台灣興趣都很高，持別詢問早已聞知的台灣土地改革之卓越成果，我便從此處為起點介紹了台灣建設之成功經過。
首先我談及兩岸土改之差異；『大陸上毛澤東為了打天下而拉攏廣大農民所實施的土改，乃是血腥遍野，殺了大部份地主，分給農民的土地，到了毛得了天下，又再實施三面紅旗暴政時，又將所有分給農民土地全部收了回來，結果造成了大陸三年大飢荒，完全違反人性及中國人民民意。而在台灣所實施的土改，並未流一滴血，政府收復台灣，後來撤退來台，最初實施二五減租，後又進而實施三七五減租以降低農民負擔，隨後又依據三民主義之耕者有其田的主張，以政府接管了日治時代留下的台灣水泥等四大公司股票分給台灣的大地主們以交換他們釋出土地，另行分配給農民讓他們都擁有自己的耕地。台灣在卅八年政府撤退，帶來上百萬軍民，一時之間糧食不夠，還得向外採購食米以供軍糧之用。但是自從實施上述減租政策以及耕者有其田，食米產量逐年增加，後來甚至有餘糧輸出國外，台灣的經濟奇蹟是從此起步逐漸建立起來的。』他們聞後無不欣表欽佩。
隨後二弟親友中有人向我表示說：『宋先生你是多年未回大陸，大陸建設與前大不相同，你今天經過的白市驛到市區的這條馬路，以前是碎石路面，現今已是柏油路面了。』我當即回答他們說：『不錯，你們的交通建設是很有進步的我們在台灣也有充份資訊，如像我們未完成鐵路，你們均已完成，且有加建。公路建設也不少。但是中共的這些交通建設全是為自己運糧、運煤、運武器、運兵之方便，人民很少享受得到。如像重慶火車站，一天只有兩三班車，台北火車站每天進出一兩百車次。大陸人民搭車搶座位，車廂內擁擠不堪。公路上少有人民可以搭乘的車子。重慶公車雖然是兩截車廂，但是一樣擁塞不已。航空班次也不夠多，而且隨時可以取消。電話更是少的可憐。在台灣每家至少都有一個甚至二、三個電話，連絡、商談事情非常方便。這也是大陸同台灣建設差異很大的地方。因為台灣建設是以民生為主，所謂民生就是人民的衣、食、住、行、育、樂。今天我在大陸所見人民不但談不上育樂，連起碼的衣食住行的條件都很欠缺。如我帶來的衣服，大家都爭著要，食方面亦不豐盛，聽說出門還得帶糧票。住的話，不少家庭擠在隔間小小的房間，幾家共用一個爐子燒飯，行的方面，剛才已談過了。總之毛澤東革命成功，雖然口口聲聲掛著「人民」，但從未為人民生活著想過。而且他獨自龔斷全國土地及經濟資源，不讓人民生活有改善之可能，共產結果是人人窮困，而且惟恐人民有錢，正如劉少奇生前所說人民是一窮二白。但是在台灣，我們政府之作為是寓富於民。人民有了錢，政府稅收自然增加，便有了足夠錢來建設，人民就更會富裕，一直是良性循環，這是大陸與台灣又一極大不同之處。至於教育方面，台灣的大學遍設於各縣市，一般人民都能不分階級，接受良好教育。所以人力素質也比大陸要高許多。』大陸上聽說文盲人口上億，後聽弟妹們告知大陸有二億以上人口是文盲。以上我所談全是事實，很令我的弟妹們及親友們所信服。我猜想他們也可能會將與我會唔談話經過向他們各自的上級反映，也許多少會有些作用吧，故我無形中作了很有效的反方向的統戰工作。
那天晚上與弟妹們共進晚餐後，由三弟宋熹向我詳細報告父母去世經過，我曾將其所敘擇要憶錄投稿於雲南文獻，刊載在第廿八期文獻上。我萬萬想不到父親是在毛共第一個暴政「鎮反」（鎮壓反革命）實施下被毛共捉去槍殺。弟妹們全數被趕出家門，最後分散四個地方，惟剩母親孤零零一人留在畢節，去世之際還是三弟在校連夜打著手電筒步行到畢節，見了母親最後一面。父母後事都是三弟一人靠著父母生前一些好友捐助的薄棺，先後將父母安葬於畢節郊外山坡上並立了簡單的木碑刻上父母名諱作為記號。但是三弟心中萬分不服，力求為父親平反，批評當局因而以「不悔改反革命家屬」及「右派」罪名被治罪下獄及勞改，先後廿餘年。三弟被關之後又因毛澤東展開三面紅旗更大暴政，將各地墳墓挖掘遷移，改成耕地以增糧產。因三弟在押，無人照料先父母之墳墓，因而墳塋改為生產大躍進之農地，父母遺骨均不知去向。後來因託在日本東京的一位堂姊宋廷珊去函給父母親，信乃先後交給在獄中三弟及其他弟妹。此時毛澤東已死亡，四人幫也瓦解，大陸當局以有海外關係為優待人士，三弟因獲平反釋放，到了畢節，早已人地全非己，找不到父母之墳墓。那晚我們相隔四十多年的五兄弟及家人從頭至尾無不放聲哭成一堆。此時我才瞭然難怪弟妹們對我多次信上提起，回大陸探親時去掃墳之議，未作任何迴響。三弟說完以上經過，我二弟宋杰及弟妹周恩焱（南開中學與杰弟為先後校友，後在重慶大學畢業）均補充說明父親之冤情之造成，乃是當年地方幹部未落實上級政策所致。我含淚告訴他們當年毛澤東之取得大陸控制權，知道他聲望遠不及蔣總統，除了一貫汙衊先總統蔣公之外，更將原先不及隨政府遷台，留在大陸的原來黨，政軍人士，除了向他靠攏之人士外，一律要以反革命罪名大肆捕殺，才能鞏固他的「專政」統治。因此當日政策正是如此，地上幹部卻是非常認真落實毛的政策，不必為當年幹部之殘酷行為開脫解釋！
我們五兄妹及家人在重慶相聚同遊了七天，市區郊外都玩遍了，其中還包含抗戰勝利，海軍學校先遷重慶山洞候指東下的校址丁家花園，曾擬入內舊地重遊，不料該址已成共軍第四通信兵司令部，在大門望進去只看到一幢幢四層樓的營房。經衛兵通報，裏面出來一位較高階軍官，婉轉同我說明你們海校校址的原有建築，僅剩一座平房，是養豬之地方，其他建築全已拆光，完全看不出任何原貌了，真是掃興而離去。
此外，我兄妹及家人還參觀過大足石窟花了幾乎一整天，也讓我親眼看到當年毛澤東為奪權發起「文化大革命」煽惑全中國大陸的青少年大肆破壞我國幾千年寶貴文化資產留下的痕跡，大足兩處石窟內之石雕像，許多有很高藝術價值，均遭到砸毀，幾乎所有羅漢或菩薩的雕像都斷了頭甚或缺了身軀。但是也看到保持完好的文殊及普賢菩薩兩尊大石雕，居然很完整未被絲毫破壞，這兩尊石像刻的非常細緻美感；藝術價值超高。都奇跡似地保留了下來，實屬難得。
在重慶那幾天，我們兄妹一早會合出遊、共餐，不與外人多所接觸，剛到那天重慶市統戰部長要設宴款待我們。我初蒞大陸，尤其對統戰二字頗有戒心，弟妹們也認為毋須接受他的邀宴，因為我們還得禮尚往來，回請一番，無形中壓縮了我們兄妹難得相聚的時間，所以便婉謝了。但是二弟服務之重慶出版社，當時已很有規模，蓋了近十層大樓作為社址。他們社長一再邀請，二弟認為不妨接受，除了參觀出版社大樓以外，也同社長及其主要幹部吃了一餐飯。但二弟告以不必回請，那是我初到大陸之行，唯一的一次接受他們官方的款待。
弟妹們安排我們全家出遊的弟二個大站便是成都，為了購買火車三層的臥位二弟託好幾位朋友分別購票，總算湊齊上路。那時大陸上階級分明，一般人不可以坐二層臥鋪，台胞則可以，而大陸人士不達某一階級都不可買二層臥。弟妹及家人中，只有二弟妹周恩焱級別夠高可以買二層臥鋪，且較易買到床位，其他人民都不准乘坐二層臥鋪或「軟座車位」，所以我們大家均坐同一車廂內三層臥鋪，前往成都。
成都可算是四川的文化古城，三國時代之蜀都，故蜀漢遺跡不少，我是第一次到成都來，所見街道比重慶乾淨，馬路兩旁都植有路樹，劉備、諸葛亮墳墓及紀念祠廟都保持了下來。到郊外都江堰及二王廟參觀，看到我們的袓先智慧之高。如今都江堰水利工程仍在有效使用著，灌溉了千萬畝成都平原之稻田。我們還遊玩了郊外之青城山，那是一處道教的聖地，登山時，滑竿來兜生意，我因在台退役後，以爬山為唯一的運動，自忖腳力尚夠，加以拒絕，只是後來有些懊悔，因為兩位妹妹及弟妹們都是穿的皮鞋，在爬山途中方才發現，讓她們受了罪頗為自責。所以我們未爬完全山，而折返但是山上除了廟多，樹木更是蔥鬱，空氣十分清新，雖然有些辛苦，但是也很值得。
成都有二弟妹的長兄，他當然極力協助，乃至陪同我們到處遊覽行程，他是位大學教授，交往不是教育界，便是醫界朋友。談起兩岸教界、醫界人士待過，差我們台灣好幾倍，尤其醫生待遇不及台灣十分之一。故令他們欽慕不已，因為那時大陸才剛擺脫毛澤東的獨夫暴政，人民弄的十分貧困，尚未恢復元氣，但是到了今天，他們的收入至少翻了好幾十倍，不再是一窮二白矣。這得感謝鄧小平大膽改制，甩掉了公社實施開放政策帶來了今日中共（不似毛共時代）的繁榮。許多共產鐵幕國家相繼效法，甚至推翻了暴政，重建民主社會，足見國父當年批判馬克思之正確，及蔣公預見共產制度之最後必然被消滅之遠見也。
我們在成都也玩了七天，又前往第三處「昆明」繼續手足相聚同遊之行程。，但是這趟行程買的臥鋪位，多位友人分頭去訂購，仍少一張，故決定五妹去坐硬座車，半夜三弟去換回。但是上車後三弟找上了列車長，出示其水城政協成員身份並告知有台胞仍坐三層臥鋪，列車長立即將未賣完之二層臥鋪兩位給三弟及我，方才解決了問題，二層臥鋪是房間式，共有兩個上下鋪，我們那個房間另兩位乘客是東北遼寧到昆明開會及遊覽之中級幹部，可見那時大陸已實施幹部藉開會名，實際上是遊玩的行程；他們不用自掏腰包，到處遊玩。我袓籍雲南，自幼出生於上海，抗戰八年在貴州讀書（包括海軍學校在內），勝利後遷重慶一年後再到南京上海後併入在青島新設立之海軍軍官學校。遷台時畢業後除出國外，未離台灣一步，因此是首次踏上「故土」。在昆明，弟妹們朋友稍少，一切得自己安排，故多在市區內遊，包括大觀樓，滇他盪舟、爬西山、憑吊聶耳墓等等，快離開時還看到昆明各校學生響應天安門學生而在街上大遊行，街上佈滿了武營，個個有些目瞪口呆，看著學生遊行隊伍竟未干擾，感有些想像不到。
我這年到大陸，原訂遊四週，不料機位耽擱了足足五天，故一共三地各一週共三週時間，正值天安門學潮期間，每天看新聞及報紙，才瞭解學生們懷念鄧小平首先支持之胡耀邦總書記，認為他廉潔有為，為黨國有貢獻，繼任之總書記趙紫陽及國務總理李鵬（周恩來的義子）都不乾淨。那時鄧小平之子鄧欉方、趙紫陽之子在深圳做生意，大陸西安中共設廠製造的電視機，當地人竟買不到，全運往深圳讓趙紫陽之子去賺錢。此乃當時所稱「官倒」之最顯著的例子。學生們也批評趙紫陽打高爾夫球，令那時每天電視上出現的政府發言人袁枚表現的有些狼狽。學生們最大要求是要同趙、李甚至小平對話。但是趙、李二人置之不理。所以學潮怒火愈燒愈大，終於爆發我回台不久之六四天安門流血事件。趙紫陽在最後曾探視天安門欲安撫學生但已太遲，最後終於由鄧小平下令軍隊開入天安門廣場武力鎮壓並驅離學生，勉強收場。趙紫陽似乎是兩面都不是人，終於下台。
這次回大陸探親，我帶了一兩萬美金，可是一個錢也花不上，因為弟妹們聞悉台灣會開放老兵返鄉探親，因而節衣縮食，商定每家以一年時間省下各一千元，作為招待大哥回大陸的一切開支。未料我如前所述，延後一年才去。大陸物價也在上漲，到了結束昆明七天之遊時，他們所積四千元全部用完，連各家回去車資都沒有了，我最後看出他們欲言又止的表情，知道有了困難，同他們誠懇交談才知原委。我們手足不似許多老兵返鄉探親，親友們紛紛向回鄉者要錢，弄的帶去美金全部花光；有的甚至穿了拖鞋回台，連皮鞋也留給親人矣。我們手足自幼情深，他們不但不向我要錢，而且每人月入百餘之中，盡力節省下一家一千元供我們團聚之用，絕不讓我消費一分一毛錢。這是在台老兵返鄉經歷中極為罕見之溫馨狀況，我最後將帶來美金，欲平均分贈他們每一家，他們堅不接受。討價還價好久，他們勉強接受一家參佰美元(約台幣壹仟元)，（其中二弟的花費最多，多受一百元），第二天我搭飛機離昆明，飛機已離停機坪，滑向跑道，我在窗戶旁仍遙見他們目送飛機離去。我當時感情上立即產生若有所失之難受與落寞，即回到台灣此一強烈淒涼感，仍久久未能消逝。
到了第二年（七十九）年我安排探親再赴重慶，統交託旅行社辦理並邀弟妹們四家人一同參加同遊長江三峽後到安徽的黃山及上海觀光，費用由我逕付旅行社，不要他們出一毛一分錢，我們仍到重慶會合。第二天登輪開始出遊，二弟夫婦及大姪兒宋樸參加，三弟夫婦仍帶小女兒倩倩，四妹的孩子不是工作便是在學，只二夫婦參加，五妹夫婦亦只帶了她們第四個女兒王濤參加，那年因宜昌葛州壩早已完工，三峽水位增加了十多公尺，一切淺灘，往日靠拉縴而行的鏡頭已看不到了，但靠水面之景點也有被淹沒的，我印象最深的是牛肝馬肺峽近水面之牛肝已看不到了，馬肺位置較高，仍清晰可見，遊輪也夠水準，但是走走停停讓旅客可以下地觀看涪陵豐都鬼城等名勝，到了巫峽仍讓旅客下地改搭小舟去遊小三峽，長江之水已很渾濁，但小三峽之巫溪水很清澈，有一處泉水，船家還給舟上帶來清洌無比之泉水（可以生飲）供遊客品嚐，唯河道稍狹，且有淺灘，必須由岸上縴夫拖著小舟渡過，遊畢小三峽回船續航到宜昌結束三峽之遊。
我們在長江遊輪上共住了三天四夜，其中一天我在甲板上散步，信步登上更高一層，向船上一位船員表明我來自台灣的海軍，曾擔任過四艘不同類型軍艦的艦長，很想到貴船的駕駛室參觀你們是如何操縱這艘客輪的。他當時表示歡迎，並導引我進入駕駛，看到該船是由一位引水人員在指揮的。他未下任何舵令，只以手勢表示該用左舵或右舵，也從沒改過俥令（航速）。我再看江面導航設施一如一般江河標出航道。只是我看到江水如此渾濁，可能同黃河一樣了。所以請教這位船員為何長江之水同我年少時兩次經過都全兩個樣子呢。他便告訴我這完全是當年（一九五八年）毛共實施三面紅旗為了大鍊鋼，將長江兩岸樹林砍伐的精光，用去土爐鍊鋼的原故，因此長江兩岸水土無法保持，一遇大雨將山上泥土沖入江中，才使江水變色。我聽了十分難過，馬上想到幾十年來長江河床上不知因而堆積多厚的泥土，不但汚染了河水，將來一旦發大水，原來長江可以渲瀉的水量無形中因河床墊高而大量減少，造成水災必然很烈。而且在宜昌的葛洲壩水壩可能會被沖跨，則長江自湖北以下沿岸造成災害更會驚人，那時人民死傷更難以預估了。不過此話我不敢說出口，怕被人誤以為我在危言慫聽，那可麻煩大了。果然過了不到二、三年，長江發大水，據新聞報導，中共當局真怕葛洲壩發生問題，緊張萬分。後來幸好天佑中國人民，葛洲壩終於渡過了危機。自毛去世後中共方才覺悟到國父在世時倡導植樹及保護林木之重要了，因而到處可見到中共大力推展植林之標語。
在宜昌遊了三國時代的幾個名勝點，次日搭機飛武漢旅行社安排全團搭乘包機，原來一架中共得自蘇俄的一架軍用運輸機，有座位約卅個，本團連我們五家人（我帶了二子昇平，小女婉平同行）才廿位人，空位尚多，但該機乃是超齡舊型螺旋槳機，椅背向後倒便回不了垂直狀，甚至有的座位沒有安全帶。詢問空姐（亦是中共空軍人員）回答說「在我們機上沒有啥關係」那時大陸經濟仍很窮困，中共默許各部隊做生意賺錢來挹注，但如此老舊破爛飛機也拿出來生財未免太不注重人命安全，令人看了傻眼。
在武漢住了一晚，參觀了黃鶴樓（已重建了多次）第一座長江大橋，次日搭機飛安徽省的屯溪，從此乘車登山。最後仍得下車步行爬山，黃山面積頗大，分南北山，我們各住了一天，也曾看日出，可惜天侯欠理想沒看到日出之壯觀景色，由黃山下來買了一冊黃山風景照片之畫冊，一些未及看過的地方均完整呈現，本擬珍藏，後因晤劉和謙學長時，他談起身為現階一級上將，無法回鄉（安徽）最遺憾的是不能看到風景如畫的黃山，所以我即以此畫呈贈，以解他的鄉愁。最後仍下山到屯溪乘機飛上海，在上海玩了兩天，那是我自幼出生之地，離開上海時所住法租界東浦石路，一下便找幼時所居三層樓住房（外加三個亭子間）看看裏面住了好幾家人，不便多擾，向樓下屋主致意後離去，我離開上海時年已八歲半，二弟七歲，三弟四歲，居然不復記憶。四妹、五妹均極幼小，更不用說了。
我們這個團除我一家人以外，尚有一位台北的建商及家人，旅行社領隊沈先生及母親等家人，大都曾談去年天安門共軍開入廣場，以槍彈驅散學生造成流血事件，但是天安門廣場淨空之後，共軍連夜以消防車清洗廣場，完全看不到任何血腥之跡象，因向大陸人民宣傳學潮事件平安落幕，殊不知共軍開槍及坦克車壓死人民身軀輾成為肉醬，均被外國人在觀光飯店樓上拍攝的一清二楚。我們告訴大陸弟妹們當天鎮壓真像與他們次日所見廣場乾乾淨淨的電視鏡頭完全不一樣，因而一直認為外國人造謠，兩岸同團旅客對此乃毫無交集，只好各說各話，直到兩年後我們再度在大陸團聚時，他們才知道我們所告知的確是事實。
在上海分手前我曾支付重慶市同來的中旅全陪小姐足夠美金請他們為三弟、四、五妹之家人購買軟火車座回貴州（二弟一家人則乘飛機回重慶）。未料全陪小姐轉請上海中旅人員預訂，告知次日到火車站取票即可，那曉得這些上海人很黑心，只購硬座，時值炎夏，他們在車上渡過難熬的三天旅程，每人一肚子火，後請重慶中旅去交涉，仍無結果，這也是大陸當時落後，毫不尊重客人之惡習。
民國八十年因長子安平結婚，未往大陸，三弟曾來信建議我八十一年到水城過生日，弟妹們再次團聚，然後仍是手足們前往貴陽花溪看四妹家親戚，最後到都勻五妹家均各住三日最後同赴桂林作二日遊，再行分手。這年因兒女們工作忙或學業忙沒法同行，仍是我一人搭機到昆明。三弟攜小女兒小倩倩昆明來會合，三弟之服務單位水城政協派了一輛小轎車由三弟坐到昆明接到我之後在昆明再遊了兩天，離開時到石林景區一遊然後駛往曲靖，住一晚再前往貴州，在盤縣再往一宿，二弟之好友張道潘之親幼弟在盤縣迎接並以晚宴款待。張道藩為立法院院長，其親弟雖較年青，但相貌很像，也是瘦瘦的，寫文章的，因與三弟熟識。第三天才到水城，讓我沿途觀看山景，在雲南所見土地帶些紅色，但一入貴州境則是黃土片片，山形險惡。難怪地瘠民窮比不上雲南。到了水城，再度同我同胞手足相聚。由於那年要到每位弟妹們的住處，自然難免與地方上中共的官員唔面。在水城頭一天是我們兄妹宴請地方上的首長及三弟友人，第二天是地方上的幹部聯合回宴，見面開懷暢談。共黨幹部一向訓練有素，個個都富於口才，也聽我談台灣現況及幾十年來政經進步之原由及經過：『我們初到台灣時，環境也是很苦，自蔣總統復職之先自土改增產做起，慢慢發展小型輕工業，開拓外貿，然後建立中型到重型工業逐步而成功的；不同毛周之輩的狂妄，居然發起三面紅旗暴政，想很快超英趕美，結果造成三年空前大飢荒，未久又處心積慮奪權發動文化大革命，因此讓大陸各項建設落後了台灣卅多年。』我所述皆事實，他們也無從辯駁，但他們殷切盼望的是介紹台灣有錢人來投資。這點我表達很抱歉，絲毫無能為力，因為我不認識台灣有錢人之故。就在當天上午曾有軍校同學會同學為「統戰」來拜訪，我也接納他們，來訪者有四位上了年紀之老人，自我介紹是軍校十五、十六期的大學長。我曾問他們如何留在大陸的，曾受文革欺壓否。他們說我們是起義留在大陸的，對此我立即產生強烈反感，質問他們這怎能說成「起義」。明明是叛變，這種做法能對得住蔣校長對你們的平日教導嗎？他們立即面現羞愧，改稱因為他們的軍長、師長變了，因而整個部隊都拉去投共，對於這幾位面有羞色學長我也有些後悔，不應敢對他們說了重話，乃改話題詢問，如何來同我「統戰」呢？他們說希望我帶人來投資，這就是他們受命的「統戰」任務，與地方幹部口吻是一致的。水城盛產煤礦幹部們說雖有鐵路，但車皮不夠所以運不出去。我乃輕鬆地問他們：『當年毛澤東口口聲聲要血洗台灣，隨後出兵朝鮮，同美、韓聯軍打仗，後來又進軍越南，又在中俄、中印邊境同俄、印打仗，如今你們還要同誰打呢？』他們都笑了起來，我繼續說：『如果今天已不再同人打仗，那麼只要少買一輛坦克車，四、五十個車皮都有了，所以今後大家應改弦更張，多作有益民生的建設就好了。』
離開水城，地方上另支援一輛座位較多的旅行車讓我們兄妹五家人均能搭乘，三弟好友也是水城政協同事楊錚親自陪同我們全家人前往貴陽，途經織金縣停下購票參觀有名「打雞洞」（現已正名為織金洞）。此洞很大，世間少見，當時已開發了不到一半，內分好幾個區，每區相隔至少一百～二百公尺，各區高低不相同，有的高差一百五十公尺。參觀時我們必須緊跟導遊，因一離開一區，該區的電燈關閉，便伸手不見五指了，我們用了近三小時才看完，洞內鐘乳石各形各狀，參觀者無不驚嘆萬分，最精采的是一間水晶宮，內部鐘乳石都是非常光亮有如水晶、玉石美麗極了。快到貴陽有一處洪峰湖，我們曾改搭汽船参觀過苗寨及侗族寨，五妹之二女婿石雲輝正是侗族裏一位很優秀的青年，他妹子在侗寨導引我們參觀他們的寨子，最後到貴陽花溪四妹家，也是住在四妹家（她的大女兒羅曉梅在日本工作賺錢為四妹買的），其餘各兄妹安排住入一家空軍經營的旅社。
在貴陽那幾天，未同地方上官員接觸，我們每天到花溪公園散步，到貴陽品嚐貴陽小吃也到花溪附近的景點如天鵝湖，水庫參觀。我還帶領四家人到抗戰初期我們全家初到貴州省住了兩年廣順縣舊地重遊。（趁著有車可用之時）弟妹們對廣順似乎毫無印象但是我仍記得所住過兩年的五顯廟，原有廟子及父母在廟後所築花園，當然早已不存在了。但廟前環境及河流依然存在，廣順街上還有我的小學四、五年級的同學昌吉林家，也被我找到。只是昌吉林業已去世，他的堂兄昌吉康聞尚健在，但住在惠水去了。我一面找一面向弟妹們談往事希望喚起記憶，但效果不著。此外廣順原有一位鄭姓旅長，為父親好友，在廣順時他曾收我二弟為義子，擬前往拜訪，一問當地人都知道他，但已在當年「鎮反」時期被殺害了。其遺霜年邁多病，可能不認識人了，因此打消了去拜會之念頭，離貴陽時，水城來車有了故障送廠修理我們到都勻市是坐火車前往的。
在赴都勻火車上離開貴陽不久，在一個小站暫停兩分鐘，我穿的西服上衣掛在座位旁窗旁鈎子上，我左半身還壓在衣服上。不料車快開走時，發現座椅之後有人拉我衣服，很快從鉤子上將衣服取走，跳窗而逃跑，火車隨即開走，只好報警。車警說這是當地農民，也沒他辦法。這套西服原已告知三弟，在我離開時留給他穿的，最後只能給他西褲了，幸好衣服上未有證件錢財，只有一冊花溪出版的雜誌而已。
在都勻市，因五妹為都勻一中優秀教師，妹婿王仲丙則是一直在黔南州州委工作，朋友很多，少不得如在水城一般先宴請地方上一些首長，他們照例也回宴一次。大家也是無所不談，他們以我為統戰對象，重點仍是要引台灣人來投資。我也將台灣進步經過一一告訴他們，其中一位陸姓的統戰部長最為能言善道，曾說中華民國在一九四九年便沒有了，我頗感慨說鄧小平勇於改革而且非常實事求是，為當前中共一般幹部趕不上的。陸部長說我們所有幹部都是同樣具備實事求是的精神。我便很鄭重地以中華民國存在與否質問他們：『民國卅八年毛澤東固然打勝了國民黨，但是並沒有將中華民國消滅掉，為什麼中共上下至今仍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存在而硬指卅八年便沒有了中華民國。你們難道不知道中華民國仍在其固有領土上，實質的有二千多萬人民，我們一直用的，是中華民國年號，而且我們的憲法是在大陸上各省選區國民大會代表通過而一直在奉行著的。你們如到台灣，可以看到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四處飄揚著。這個鐵的事實，怎麼可以一口咬定中華民國早已不存在的呢？可見你們上下都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講的他們個個啞口無言，陸部長最後才說這個問題要我們上面的人才能解釋的。那天回到賓館，弟妹們都非常興奮，說是大哥那席話講的那群口才很好的幹部居然一句話都答不上來！
這年探親最後一站便是遊桂林，先一日五妹派了她的二女婿石雲輝先赴桂林打前站，為我們安排一切，所以我們搭火車到桂林馬上便住入賓館，第二天更買了船票遊灕江，人稱桂林山水甲天下，最漂亮之地方正在灕江沿岸，到了陽朔更是美景如畫，國人對此一遊報導的太多，自不用我再錦上添花加以贅言，在桂林住了兩晚，終於又依依不別要分手，我同二弟家人分別搭機回去，其他弟妹仍搭火車回家結束這年愉快團聚。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42期；民國101年12月25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