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滇戲
作者／王守槐
民國七十四年，旅居美國的表妹轉來一封，是現住「思茅」森弟所寄。礙于當時伕令，僅互報平安。
民國七十六年，好友王文杰兄，也是我的乾親家，托印尼一位僑領林先生，在台灣尋到我，並帶一封信和兩張全家福合照，信中提到他們已申請來港旅遊，時間是十一月中旬，希望我也去香港和他們晤面。
民國七十六年七月，政府開放香港直航，我即申請護照、簽證，由台北一家旅行社代辦，香港的保證人，是林先生公司擔保，一切手續辦好後，適值政府開放探親，我又加簽了香港三個月的簽證，十一月廿三日，搭乘國泰班機，由中正機場直飛香港。
十一月廿日，荔嫂──文杰兄之夫人，已從南京抵港，隨來的是小女兒馥荔及婿王羣。我的乾女兒若荔（浙江省話劇團的名演員，馥荔則是大陸上著名的三棲明星，平劇、電視、電影，曾因主演「咱們的牛千歲」，得過「百花獎」，現在正在拍電視劇，「宋氏三姐妹」，她飾演大姐，七十七年開拍，可能已殺青。）因為要巡迴演出，故未同來。
廿三日下午三時抵港，荔嫂和一位「港僑」鄭先生已候於出口處。
分別了四十個年頭，今天在「異地」重逢，她哽咽的叫了一聲：弟妹！彼此都泣不成聲，這是我四十多年來第一個接觸到親如家人的好友，喜悅中帶著些傷感！
鄭先生問我要住在什麼樣的旅館？我說住在靠近荔嫂們住的「美麗華」旅館附近就行，（「美麗華」有觀光飯店和「團體」旅社）鄭先生就送我到「華僑旅社」，在「彌敦道」，交通方便，一間套房，才收二百二十元港幣。
廿四日上午，我到「美麗華」去看荔嫂他們，馥荔夫婦亦稱呼我為乾媽，我和她雖然是初次見面，但她自小就知道有個乾爸和乾媽在台灣，她父親文杰，因為和我們有乾親之誼，文革時受到迫害，馥荔在那時候是「南京京劇院」出色的「小藝術員」，也遭到池魚之殃，本來是有「貴賓」往來南京時，她都選為「獻花」的小使者，一下子就被列入「成份不好」的份子，那段時期，真是有理也講不清。文革後，文杰兄的冤枉得到平反，可是那麼多年的牢獄之災，心理上多少有些難平。
在香港住了一禮拜，每天都和荔嫂逛街，也買了些衣物和電器用品，雖然森弟來信提過，他有電視、洗衣機等電器化用品，叫我不要帶任何物品去，但我仍買了小物品意思、意思，也帶了些實用的衣物給他的子女。
因為馥荔的關係，林先生替我和荔嫂設筵接風，一連三晚，都是林君作東道主，真是不好意思，我和王家能連絡上，也是林君的大力尋訪，才得重聚，謹在此祝福林君萬事如意！
十一月卅日，和荔嫂們同乘火車往廣州，我是由香港一位好友鄺太太陪伴，鄺太太是「港胞」，家人住在廣州，她持有「港胞證」，來去自如，有她伴行，對我來說，方便得多。在香港時就訂好廣州的「華僑飯店」，也訂好飛昆明的機票，但進入一個陌生的環境，有朋友引導，總是要順利些。
第二天（十二月一日），荔嫂們乘火車去南京，我下午五時乘「中國民航」直飛昆明。
為了不讓森弟知道我的行期，到廣州後，由鄘太太帶我去電信局拍了一份電報通知他。（十一月卅日）我的想法是，如果早讓他知道我的行期，等待的心情，必然焦急不安，誰知道電報在一日下午才收到，森弟來不及接我，幸好他在省政府有朋友，轉請他們到機場來接，要不然的話，可真是應了那句成語：「弄巧成拙」。
從廣州飛昆明，要一點五十分鐘，下午五時起飛，將近七時到。昆明的機場仍在「巫家壩」，以前是軍用機場，現在是民用，經過檢查出關，已快九時，出口處沒有森弟影子，正在張望，有兩位年輕的「少年郎」，趨前間我是不是王女士，我答是，他們就把森弟不能趕來昆明之事告訴我，同時也表明他們的省屬單位│台胞辦事處的「同志」，受「王同志」之托來接我。兩位「同志」，一位姓林，一位姓馬，他們替我去領出行李，乘他們駛來的小包車進入市區，我告訴他們已在廣州「中旅」代訂「翠湖賓綰」的房間，他們送我到「翠湖賓館」，櫃枱服務人員都找不到我的名字，只好請他們為我安排住處，他們送我在「春城飯店」，安頓好，已是午夜。林同志辭出時，告訴我，五日飛「思茅」的機票已訂好，到時來送我去機場，真是不好意思，人家第二天還要上班，把他們拖累整個晚上，除了道謝外，我還能說甚麼？！
「春城飯店」位于市中區，是新開的路，在「近日樓」西邊，東邊是「南屏街」，是由「城埂腳」一直開到「小西門」，馬路兩旁種有類似「楊草菓」的樹，雖是冬天，仍有綠意。
第二天清晨，我去散步，看看以前的「昆明市」，先往「南屏街」走過去，轉到「曉東街」，「南屏戲院」已破舊，「曉東街」不似當年「拍賣行」林立的那份「風光」，回到「春城飯店」，詢問服務生何處有小吃攤，她說後面就是「順城街」，有「燒餌塊」、「甜漿」、「油炸條」、「潺肉米線」、「過橋米線」賣。結果我找到一家賣「稀豆粉」的小店，花了三毛人民幣吃了四十四年久違了的家鄉小吃。
昆明市故變了許多，金馬碧雞的牌坊被拆掉，再也無法恢復「金碧交輝」的奇境。（據老一輩的人說，每年中秋夜（另一說是一甲子），在日落月升的時候，位於東、西的兩座牌坊，「倒影」時相對。設計牌坊的人，有相當「精確」的計算，對「天體」的「運行（循」有著高深「科技」的認知，牌坊的高度、距離，不能增減，才有相對的倒影，現在被拆掉的牌坊，政府想把它恢復原來的樣予，恐怕不能夠成功。（我已第三次回鄉，還是沒見「金馬碧雞坊」復原。）
除了以上的三座「坊」被拆除外，「狀元樓」、「古幢公園」、「近日樓」、「護國門」、東、南、西、北的城門，無跡可尋。三日早上我包了一部計程車（一百元人民幣八小時）去「黑龍潭」、「金殿」、「大觀樓」三個地方去轉一趟。先到黑龍潭，正在整修，潭水仍是舊時樣，一片深黑，沒有多大改變，「薛爾望」全家殉難的「碑」和「墓」，似乎被移了地方。「金殿」有一條公路直達「三天門」、「銅旌」、「刁斗」、「唐梅」、「宋柏」、「大鐘」都沒有破壞，「金殿」沒遭到「拆」，要感謝當時的一位高級幹部（據說是周恩來），說「保存」。四十多年前，「金殿」有專人管理，雖是「銅鑄」有專人管理，雖是「銅鑄」而稱「金殿」，倒也是「金」光閃閃，現在是一片烏黑，周圍看了一遍，只有一個「壽」字，被擦得有些光亮，要不然還以為是「黑殿」呢。
「大觀樓」已被整修過，（今年（七十九年）四月第三次返鄉，應好友劉嘉福先生之約，重遊該地，仍再擴修。）「景緻」比以前更優美，「孫髯翁」的長聯仍在，「唐繼堯督軍」的躍馬銅像不見了，真可惜。「滇池」也成了「迷你池」，以前從「篆塘」坐船到「大觀樓」經「草海」去「養魚池」游泳，延「水」而行，可以吃到現「抓」現煮的「金線魚」，還可以「抓」水中可食的「海草」，現在被「與海爭地」填了一大半，而且水也被污染得混濁不清，正所謂「得不償失」。
五日中午，天氣晴朗，飛航約四十分鐘抵「思茅」，森弟已候于出口處，除了蒼老外，模樣沒多大變化，機場離他住的電力公司宿舍，車行僅十餘分鐘，進入「宿舍地區」是一排五樓接連著的公寓式建築，庭院有三座小型花園，一座籃球場，森弟住在二樓，有三房兩小廳，衛生設備附帶一個淋浴的「蓮蓬頭」，還有一座小涼台，月租三元人民幣（彼岸的公家宿舍，是象徵性的收一點租金）。因是電力公司幹部宿舍，用電方便，森弟家廚房，全是「電器化」，很乾淨，其他住戶亦同，不像昆明「燒煤球」，早上很多地方「烏烟嗆鼻」。
森弟的妻子熊柱昆是「磨黑」人，兒子王勇，媳婦林淑和，孫予王凌，六歲，因大陸只准生一胎，王凌成了「寶」，全家五口，「唯他獨尊」，女兒王艷，是「西雙版納」「婦幼站」的一名醫生，女婿楊忠祥是「西雙版納」「廣播站」小主管，有一對兩歲雙胞胎，生活方面還算不錯，因為都有工作的關係。
飯後，和森弟談談別後家中情況，第一件事就是「掃墓」之事。昆明市郊「黃土坡」，我家有座「靠山面水」的墳地，葬埋著祖母及父母（我父和我母是民國卅年同年去世），希望能一起去昆明掃墓祭奠，略盡孝思！這個提議觸發了森弟傷感的往事……，他含著淚水對我說：六姐，請原諒我！黃土坡的「墓」，已被剷平蓋了房子，祖母、父親、川媽（我的生母，父親的第二位妻子）、我母親、姐姐，在解放後去世，都葬在一起。文革時期，知識份子下放「思茅」（森弟當時是祿豐縣財政科一長代理縣長，是民主黨員），昆明市曾佈告遷墓，我沒有看到佈告，也沒有人通知我，以至家人屍骨無存。文革後，他曾去昆明市詢問，「黃土坡」「墓園」內的「屍骨」如何處理掉？得到的答覆是──不知道。接著把家中現在情況告訴我。
「騰衝」白菓巷的大宅，在抗戰末期被炸毀。緬甸經商的三叔父及五叔家人也沒有半點消息，在車里縣任公安局長的六叔家人，現住在「西雙版納」，已入籍「泰族」。（六叔有兩位妻子，一位「漢族」，一位「泰族」，「泰族」小妻是「土司」之女，解放後，全家皆入「泰」籍。）六叔和「漢族」六嬸已去世，「泰族」六嬸及予女仍居住「西雙版納」。昆明的部份親屬，堂叔王曉峰，解放後被關在大牢瘦死獄中，其「湖南」籍妻子被逼成瘋，不知所終。（六叔屬中央黃埔系統，曾任六十軍兵站總監，勝利後任「河口」督辦。）但也有幸運的，並非個個如此。
十二月七日，姪女和姪婿從「西雙版納」駕車來思茅接我和森弟夫婦去探視那邊的親人──六叔的「泰族」妻子和子女們。
「西雙版納」自治州位於南部邊彊，與「緬甸」、「老撾」接壤，從「思茅」乘汽車來此，約一百六十餘公里，上午九時由「思茅」出發，沿途盡是彎彎曲曲的山路，柏油路面平坦無凸凸凹凹，往來車輛不多，由於拐彎太多，大家都有點暈車，走走停停的情況下，一百多公里耗去了四個多小時。下午快兩點鐘才到達「景洪」。
「版納」管轄「景洪」、「勐海」（以前稱佛海，六十年前，家父曾任職於此縣）、「勐臘」三縣，人口約七十餘萬，住著「傣」、「哈尼」、「布朗」、「拉祜」、「基諾」、「傜」等十幾個少數民族，「瀾滄江」兩岸肥沃的土地，物產豐盈，兩萬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有五千多種熱帶植物及稀有的珍禽異獸，在崇山峻嶺中生長、繁殖，是天然的植物、動物的王國。
我家世居「騰衝」，寄居昆明，現在的「家」是在「思茅」和「西雙版納」，少數親人仍居住昆明，而「版納」的弟妹們已入籍「泰」族，六叔家的「泰」妻是唯一的一長輩，年紀約七十六歲，最長的堂妹，也比我少廿四、五歲，她從小一長在「車里」，接受「泰」族文化，懂泰文、泰語，名叫「守芬」，其他的健弟、偉弟、傑弟、守莊妹、「玉搭」妹（泰族名）「扎拉」妹、「愛團」弟，以上三人都是泰族名字（可能是解放後取的），都已結婚，也有職業，生活都不錯。他們知道我回鄉探視家人，眾弟妹在「泰族餐廳」設筵為我「洗塵」，雖然我和他們從未見過，但他們自小就知道有個「漂泊異鄉」的親堂姐，這就是「血緣」相連吧！
「相見時難別也難」，在「版納」住了兩天，因森弟的工作，不能久待，臨行之時，和他們惜別，泰六嬸趕來送行，一家人在「大油棕樹」下，哭作一團，唉！別亦難啊！別亦難！
回到「思茅」住了兩天，因為在台女兒嬿娜懷孕，身體不適，向森弟告辭，當然又是「淚灑機場」，我臨上機前告訴森弟別難過，只要我健康，每年我都要來看你，多保重！
十二月十四日返台，為了履行諾言，七十七年我去南京看文杰兄家人，在杭州過舊曆年，七十八年三月回「思茅」看森弟。今年（七十九年）四月我第三次回鄉，因森弟要往「黃山」開會，我滯留在昆明，以前我回雲南，僅是在昆明住一兩天等飛機去「思茅」，許多老朋友都無緣相見，這次住了廿七天，四十多年未見的老友，知道我還「活」著，相繼來看我，談談我被誤傳的「死」訊，從何而來。
三十七年冬，我離開「徐州」到台灣定居，先夫因職務關係，仍留在該地，家中及朋友的信件往來，都由他處理，我的好友趙鑫（也和先夫認識）由昆明寄來一封信，但原信被退回，信封上寫了：「收信人已故」。當時家人祇有先夫及其妹在徐州，我猜想是他倆其中之一的「惡作劇」，接著就是徐州撤退，兩岸音訊斷絕，趙君「信」以為真，以至四十多年後，我才被「起死回生」。
七十九年四月下旬，第三次回「滇」，這次提前回去，是應在昆明的義兄和童年玩伴之邀約（每年返鄉都在十一月左右），四十多年來，我的「惡耗」曾使他們傷感了好多年，他們在解放後，文革前，都到東關外五里的地方（我離開昆明時乘車的地方）遙祭我的「孤魂」，直到七十六年才知道我仍在人間，那年，我從「思茅」回到昆明等候飛機，住在「翠湖賓館」時，森弟在「思茅」的那段時間，告訴我李希綱三哥現在昆明雲南省政府的「政協」，（李希綱三哥係騰衝人，其先君李根源公，為黨國元老，曾任「雲貴監察史」。）我請「省台辦」人員代為轉達請安，並告知次日（十二日）就要回台灣，十三日晨，李三哥到「翠湖賓館」來看我、他家就住在附近。上午已把行李整理好，隨他去拜訪三嫂。因下午一時半的飛機，就匆匆而別，我臨前拜託他幫我打聽幾位老友，所以，我「活」於人世的消息才被確定，因而在今年滯留昆明時，半世紀前的「舊事」重被提起。
七十九年五月廿日，昆明市省辦的「春辦文化報」，以大標題刊載了一則報導，藝壇名角王守槐「復活」了。是位署名「石阡」所寫，內容敘說我在三十年代為「滇戲」曾付出一些棉力，當年從事戲劇者，勿論出身如何，皆不入「流」，世人稱此「行」為「戲子」，在舊社會中毫無地位，現在時代變遷，「戲子」已提升為藝術工作者，不再被歧視。
我被稱為「名角」，實在是愧不敢當，第一，我不是科班出身。第二，我沒有「師承」，「唱戲」，是我的愛好，自小就喜歡戲，在小學時，學校在「土主廟」（第五校）現在的武成路，「雅敍園」就在路邊，放學後總要去那裏聽「清唱」，有時候隨家人去「群舞台」看彩排演出，看著舞台上的那些「旦角」花花綠綠的打扮，十分嚮往。家母和滇戲名角「羅香圃」先生是牌友，常常帶我去他家玩，他家有許多「徒弟」，張吟春、吟秋、吟梅等，在院子裏調嗓，我就在一旁聆聽，這種多年「耳聞目濡」，我「無師自通」，也會跟著哼哼唧唧的唱幾段。八歲時，父親到外縣任職，在邊區又娶了一位「泰族」小姨（我父有三位妻子，原配是騰衝家鄉人，我母是側室，四川成都人，以前有一份刊物，登載我母親是坤伶「王者香」，是誤傳。），我母親氣憤之餘，搬離「三纛巷」老家自立門戶，按月仍由父親提供生活費，母親有著極豐的積蓄，對父親供給的兩三百元（在廿年代，這份錢是相當大的數目。）那時我已由廿四校高小畢業，進入初中。這段時間我是「兩個家」，兩頭住，也常常去看京戲（黃玉麟的班子），也常去聽滇戲，「雅敍園」的張老闆和我母親是朋友，知道我「家中有故」，又看我對「戲」有些天份，勸我母親送我去羅老闆（香圃）處去學滇戲，我母親說不可以，雖然我父親有「出軌」行為，讓我去「唱戲」，在舊社會裏仍是引起非議，既然我如此喜愛，請張老闆介紹一資深的老藝人來家裏教我，拜師學唱，絕對行不通，於是老伶工「李蘭芬」，每晚到我母親的「家」來教唱和做，每月付給佰元薪酬，李老師也會拉胡琴，幫我調嗓子，經過兩年的「調教」，我雖不曾「坐科」，也練習腰、腿、「踩蹻」、「臥魚」的工夫，我沒有「拜師學藝」，卻請了教習授藝，就在這段時間，「京滇週覽團」由「陳公博」率團來滇訪問，高竹秋先生編了一齣時裝戲│探親家，要物色一個飾演小媳婦的角色，在省政府大禮堂演出來「迎賓」。（高竹秋先生係高蔭槐將軍之三弟，在「滇戲」票界，頗有名氣，人們尊稱「高三爺」，能唱、能寫，家中有一「百斗室」，收集了抽「鴉片烟」的「斗子」，頗具特色。）聽說我會滇戲，年紀很輕，還沒有在公共場合唱過，不妨找她來試試看，高先生和我母親在喜慶宴會，曾有數面之緣，便來我母家商「借」我出任此角，並告訴我母是在省政府演出，歡迎遠來的貴賓，非普通的場所。觀眾是省府主政者及各級首長，放心好了。
省府的晚會演出十分成功，三爺和我回到後台。一下子，後台擠滿了人群，向三爺問我是不是戲斑的「小坤角」，三爺據實告訴他們，我是「小票友」，第一次粉墨登場，是某縣父母官的「千金」，這一介紹，我的「身價」頗引人好奇，來訪的團員記者，也來湊熱鬧，拍照、合影、訪問。幸好從小隨父母應酬，見過些大場面，雖然有點「怯場」，還能「有問必答」，給了在場的「首長」們美好的印象，也注定了我的「戲」命。
那一場省府的晚會後，母親的一些好友及「羅老闆」經營的「群舞台」，要我去演唱三天，也讓他們觀賞、觀賞。反正父親遠在邊區，管也管不著，又不是「下海」搭斑，玩票一會也無礙，唱吧！
南門城牆（近日樓）貼出了大幅「海報」，寫著：「守槐女士」客串：玉堂春、坐宮、斷橋會三天夜場的戲碼。演出的第一天，「群舞台」看戲的觀眾，人滿得連站的地方都沒有，經理叫人關大門，後來的人把大門擠破。造成這種現象是有原因的，人們好奇，在二十年代的社會，「官」家女拋頭露面去「唱戲」，又經「週覽團」在「南京」的報紙宣揚，所以人們抱著一種好奇心理來看看，並非是「戲」而是看「人」。（用「守槐」而不冠姓是給家人留點「餘地」，其實是「此地無銀三佰兩」，許多人還是知道我姓王。）
說真的，我的「戲」並不好，如此轟動，完全是靠鄉親們的抬愛而造成，在「伶」「票」兩界，得到肯定，視我為「滇戲」中的奇葩。許多晚會，我都被邀參加，「茶園」清唱也爭相來請我去客串。抗戰初期，滇軍第六十軍出征，省政府點我的名去演唱歡送，募捐戲「京戲」、「滇戲」聯合演出我的「戲」是少不了，祇要我「唱」，必然滿座，京戲演出衰退，我也被邀去參加一齣，那段時間的我──「疲於奔命」，最令人不解的是：「內行」視我是「羊毛」，「外行」視我為專業，到現在「春城文化報」的一篇報導，也以「名角」稱之。勿論我是「伶」也好，「票」也好，在五十幾年的「滇戲」一波退時，我的出現，使它重新振興起來。
西元一九四二年，楊據之先生在武成路「何半城」的宅內成立戲劇改進社，當時省主席龍先生為名譽社長，各廳首長為理、監事，楊則為社一長，我被邀參與，除了不定期的演出「擔綱」外，我也出錢、出力（改進社有許多名角參加，薪酬是靠演出門票收入付給，我是無酬，完全是義務。）到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我結婚為止，還在演出。十二月廿五日才離開昆明，結束了我傳奇性的戲劇生涯。
我從十四歲開始「唱」，到廿三歲「停」，對滇戲的貢獻，僅是在詞藻上做了些「修正」，自小，讀「新式」小學、中學，在家讀的是「舊式」書。「滇戲」中有些「粗俗」的詞句，我曾修改過一些，舞台「動作」也點到為止，也許就是使家鄉人難以忘懷吧！
七十九年十月十五日完稿於台南寄寓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20期；民國79年12月25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