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而學之的心路歷程
作者／李道顯
前言
民國六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通過教育部的論文口試之後，終於獲得了中華民國的第七十四個國家博士。第二天的上午，大家長「伯英老」宗黃先生，特地打電話到舍下祝賀嘉勉。並囑我把艱苦的學習歷程，寫成一篇報導性的文章，以便在「地方自治月刊」上發表。他說：「我們雲南同鄉子弟，在國內外獲博士學位的不多，像你這樣自小離家獨自奮鬥，全憑苦讀去爭取公費，而獲致殊榮的更是難得，所以你的奮鬥歷程，正可作為一般青年學習參考的榜樣。」我除了默默點頭之外，並問他何時交稿？伯老說：「隨時都可以。」心想：「既然隨時都可以，自然不必急著撰寫了。」就這樣的一念之差，一拖就是二十多年過去了。如今伯老屍骨已寒，而我已蹦「耳順」之年，轉眼即將退休了。每一想到尚未交稿之事，就感到羞愧莫名。最近由雲南同鄉會，索得「雲南文獻」十餘期。其中有弔念伯英老及張蒓漚鄉長，並陳述其豐功偉績的文章甚多，逐一讀之，更覺感愧良深。我與二老，除了「人不親土親」的鄉土關係之外，並無深厚的淵源關係可言。只因我於民國五十三年獲碩士學位後，一面在文化學院執教，一面兼「中國一周」總編輯，得有機會登門造訪，並撰文報導二位黨國元老，一生為國為民的彪炳事蹟。也就因此關係，當我五十七年結婚之時，蒓漚老竟然以監察院副院長之尊，慨然應允為我擔任證婚人；伯英老亦以同宗家長的身分擔任主婚人。
翌年八月，二老復合力推薦我報考文化大學文學研究所博士班攻讀，經過四年的鑽研，卒於六十二年八月，以「杜甫詩史研究」一文，通過國家文學博士論文口試。二位鄉先輩的大恩大德，真令我沒齒難忘。伯英老一生秉承 國父遺教，除致力於地方自治的推行和研究之外，並曾創辦自由中學，希望從教育著手，早日實現三民主義的理想。他老人家所以要我把求學的艱苦歷程，寫文章濺表的原因，無非是希望對年輕的讀書人，多少有些鼓勵作用，可謂用心良苦。今天我才提筆來寫，在時間上是晚了二十多年；但「亡羊補牢，猶未晚也！」如果今天仍然不寫，那就罪大罪極了。茲分小學時代，中學時代，大學時代，中學教員，考研究所，大學講師，進修博士，良禽擇木而居等八個段落敘述之。
壹、小學時代
㈠蒙昧無知 我出生於雲南牟定縣天台鎮食舊村。我們的祖先，相傳是由南京應天府，大壩柳樹灣，於明朝初年，隨平南大將軍傅友德遠征雲南，逮戰事平定後，就在上址落籍。祖先世代以務農為業。我排行老二，下面還有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但卻比我小十幾歲。當時家裡的計畫是：儘量供大哥道彰讀書，至於我呢？打算供我小學畢業後，就留在家裡種田，或者是學一門手藝以謀生。少不更事的我，偏偏只愛放牛而不愛讀書。在學校裡喜歡和同學打架，常挨老師鞭打，因而視上學為畏途。初小畢業之後，要上高小需經入學考試，而我竟然「名落孫山」，榜上無名。正好做銅匠的三叔，急需招收一個徒弟，作他的助手。母親認為機會難得，要我拜三叔為師，跟他學習銅匠的手藝。本來一切都安排定了；但在整裝待發之際，三叔卻臨時變卦。他另外找了一個外號叫「小狗子」的徒弟，取代我的位置。只說「小狗子」有出門作生意的經驗，而我還沒有出過門。母親為這件事情大發脾氣，痛罵三叔見利忘義，親疏不分。殊不知「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如果當時我跟三叔學了手藝，一輩子就要與破銅爛鐵為伍，那就再也沒有翻身的機會了。可是蒙昧無知的我，怎會想到那麼多呢？這一切的一切，似乎冥冥中自有安排。
㈡突然開竅 高小沒考上，學藝也不成，只好厚著臉皮再讀一次國小四年級，做一個人人看不起的留級生；但就在這時候出現了轉機，我的心智突然開竅了。我知道書讀不好是羞恥的事情；我不希望別人看不起我，我開始發憤讀書，要為自己爭一口氣。結果我竟然像脫胎換骨一樣，從最後一名一躍而為全班第一；並且從初小畢業到高小畢業，始終是「獨占鼇頭。」我所讀的天台鎮中心國民小學，是北區八鄉鎮唯一高等小學，也就是北區的最高學府。能夠讀高等小學已不容易，每年都考第一更是無上的光榮。在鄉親父老的眼中，簡直就是光宗耀祖的大事。
㈢中途失學 雖然學業成績「獨占鼇頭」，但並不能改變殘酷的現實。祖父母先後去世；父親與母親不和，棄家遠走他鄉，音訊全無；弟妹尚在襁褓之中，嗷嗷待哺；大哥還在昆明讀書，正需要家裡的支援；家庭的內外，全靠母親一人支撐。在此情況之下，我豈能置身事外，不伸援手？因此高小畢業之後，我無法再讀初中，只好留在家裡幫忙母親撐持家務。當時雖然只有十三、四歲，但身體健壯有力，作起事來，儼然像小大人一樣。為了開闢財源，便買了一匹騾子，與族叔發有趕馬作生意。像如到鄰縣姚安馱運糧食回牟定販賣；替一平浪製鹽廠馱運米糧；為縣市公所運送公糧至楚雄等。雖然所得有限，但對家庭的苛捐雜稅及一切開支，可謂不無小補。也就因為我的投入，使家人度過了艱苦歲月，未曾受到飢寒之累，大哥道彰，也因此順利完成了同濟大學附設高工的學業。這就我失學兩年，為家庭犧牲奉獻的代價。
貳、中學時代
㈠黑暗中的曙光 民國三十三年，對日抗戰已近尾聲。日本鬼子敗像畢露；但仍想孤注一擲，以作困獸之鬥，故先後攻陷騰衝，保山等地。作為西南門戶的昆明也宣告吃緊。中央政府為了確保西南，贏取最後的勝利，只有加強兵源的徵補。地方政府在上級的催逼之下，連十六、七歲的男孩子也被徵調入營。我若繼續留在家鄉，隨時都有被抓去當兵的可能。為了避免小小年紀就被抓去作無謂的犧牲，唯一的辦法就是到昆明去讀書。因為在校就讀的學生，依法可以緩徵。母親雖然捨不得讓我離家，但為了我的安全設想，也就答應讓我到昆明讀書了，因此，我才有重新背起書包，走進學堂的機會。這是我一生最重要的轉捩點，如今回想起來，除了要感謝母親深明大義的愛心之外，還要感謝大哥道彰的大力支持。大哥自從同濟高工畢業後，已經在中央儀器製造廠工作有年，可以就近照顧我，不然，一個人生地不熟的鄉下小孩，根本不可能遠離家鄉，到大都市去讀書。
㈡投考中山中學 要讀書就要有經濟來源；但家裡在失去了我這個生力軍之後，除了不動產之外，已無財源可言。大哥在工廠裡作個小職員收入有限，昂貴的學費是支付不起的。唯一的辦法是投考公費學校，因為公費學校既可免交學雜費，而且供吃供住，不必花錢。所以我就抱著「破釜沉舟」的精神，只報考國立西南中山中學。也許因為是公費學校的緣故，報考者竟有一千多人，而招收的學生只有一班，在粥少僧多的情況下，競爭當然非常激烈。我雖然失學了兩人，以前讀過的小學課程大都忘記了；但因小學的根底打得不錯，只要認真複習幾遍，就可以恢復記憶了。結果不僅幸運取錄，而且還名列前矛呢！這是我從窮鄉僻壤中脫穎而出的第一場勝仗。
㈢轉考空軍幼校 就在對日抗戰結束的前夕，日本飛機還不時地飛到大後方作騷擾性的疲勞轟炸。每次被炸後的傷亡慘狀，令人不忍卒睹。有次國文老師談到重慶大轟炸的慘劇時，我義憤填膺地站起來問道：「老師！日本飛機來轟炸的時候，我們的飛機為什麼不起飛攔擊？」老師和諧地說：「並不是我們的飛機不抵抗，而是因為我們的飛機無論數量和性能都無法和敵人抗衡；同時因為我們中國人的體格不太好，幾百人中還挑選不出一個合格的飛行員。所以航空委員會於民國二十九年創辦了空軍幼年學校，目的就是要從小培植優秀的飛行員，以便將來負起保國衛民的責任。你們現在正是十三、四歲的年齡，身體好的伺學，不妨去試一試！」聽了老師的這番話以後，班上就有十多人躍躍欲試。課餘之暇，大家談論的話題，多半是關於空軍英雄高志航，閻海文的事蹟。第二年的春末夏初，空軍幼年學校在全國十大都市同時招生。昆明考區有兩千多人報名，經過嚴格的體檢之後，初試錄取八十餘人，再經筆試的淘汰，最後錄取了四十人，我也順利錄取了。這時母親因為我們兄弟的兵役問題，被縣政府拘押在看守所中，要我們兩兄弟立刻回鄉辦理緩徵手續，否則就要受妨礙兵役的嚴重處分。幸好空軍幼年學校已經放榜，於是我便向招生辦事處取得「視同現役軍人」的入學許可證明急速回家，才把母親從看守所中釋放出來。我於斯時斯地投考空軍，一方面是為了達成保衛祖國領空的凌雲壯志；另一方面也解決了燃眉之急的兵役問題，可謂一舉兩得。
㈣雛鷹的搖籃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四，由昆明乘專機直飛成都，再轉乘汽車到灌縣的空軍幼年學校。就在入學的前夕，日本天皇向同盟國宣布投降，全國上下爆竹連天，通宵達旦，欣喜欲狂。當時的我，雖然也像大家一樣地欣喜，但對於為了雪恥復仇而進幼校的目標而言，多少有些「生不逢時」的遺憾。
空軍幼年學校的校址在四川灌縣的蒲陽鎮，那是一個山明水秀，風景極佳的好地方。前面是縱貫成都平原的蒲陽河（岷江支流），後面是山巒起伏的二峨媚。一千多個未來的空軍英雄，就在大自然的懷抱裡孕育成長，鍛鍊他們的羽翼。幼校的學制與普通中學一樣；前三年是初中，後三年是高中。所不同的是全部費用由國家負擔，吃的是高空伙食，每月比照下士官階發給薪餉，生活實施軍事管理，特別重視德、智、體、群、育、美的均衡發展，所以無形中為國家培養了許多音樂、繪畫、文學、雕刻、運動、科學方面的人才。我除了培養出愛好文學的興趣外，在運動方面，籃球、游泳和長跑，也成為我在課餘之暇所喜愛的運動項目。
「春去秋來，歲月如流。」轉瞬間已由初中升入高中。然而由於環境的單純，除了課本上的知識之外，可以說是一無所知，我沒有思想，也沒有人生的目標。唯一的念頭就是作個捍衛祖國領空的飛行員，其他的問題則未曾想過。
㈤難忘的一席話 一天的傍晚，我與幾個常在一塊交遊的雲南同鄉到蒲陽河邊散步。微風習習，拂面而過，無聲的流水，在夕陽餘輝的照映下發出粼粼波光，周遭的景物顯得格外的綺麗與寧謐。王凱打破了沉寂，慢條斯理地說道：「我覺得這兒的讀書環境雖然很好，但與外界幾乎完全隔絕，像生活在象牙塔裡一樣，成了被時代所遺忘的一群。因此我準備離開這兒，返回家鄉之後，另考其他學校。」「你說什麼？」像晴天霹靂，我簡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我想離開這兒，返家後另考其他學校！」王凱加重語氣重複一遍。「為什麼？」我愣住了。「不為什麼！」王凱冷冷地說：「我認為生長在這個大時代中，每個人都應該貢獻出自己的力量，為國家民族做些事情。」「難道當軍人不是報效國家嗎？」「當軍人固然是報效國家；但還有更重要的事情等著我們去作，譬如教育工作，如果一個國家的教育辦不好，其他任何問題都不用談了。」「那你想一輩子都作教員嗎？」王凱堅決地點點頭。「那有什麼意思？」我不屑地微微一笑。「為什麼沒有意思？」王凱有些動怒了。「假如我們的教育辦得好，政治就不會腐敗，貪官污吏也無自而生。」「你以為憑一個人的力量，就可以把社會風氣扭轉過來嗎？」我隨手撿起一塊石頭向蒲陽河中擲去，接著說道：「作教員的人就好比一塊石頭；時代的潮流就好比河中的流水，一個石子投下去就能擋住河水的奔流嗎？」我也不甘示弱地反擊。「誠然一個人的力量很小，但不能因為力量小就不去做。如果我一年教出十個好學生；十年就有一百個；假如他們也像我一樣；以一教十，以十教百地教下去，那麼百年之後的中國社會，就可以大大地改觀了。就像河中的流水，還不是由一點一滴的水匯集起來的嗎？」「你不過是作夢罷了！」「即使是夢，只要合理的就應該去追求，成功不必在我，可能在百年之後。無論如何，做總比不做要好，我們絕不能因為它是夢而不去做。」王凱滔滔不絕地侃侃而談。我也若有所悟地低下頭去。
這次的談話對我來說是極其重要的一課。一向從未想過的問題，開始在我腦海中浮現。然而我還是不贊成王凱的看法。我認為一個國家只要在軍事方面佔到優勢，自然而然地就會強盛起來。而空軍是最新最進步的兵種，在戰爭中有決定性的作用。所以我確信「至高無上是飛行」是不可或渝的至理名言。
㈥慘痛的教訓 自從徐州會戰失敗之後，國軍在「兵敗如山倒」的頹勢下急急敗退。眼看著整個大西南就要被共軍蓆捲了。於是作為「雛鷹搖籃」的空軍幼年學校，遂被迫隨政府遷台。經過這次大陸淪陷的慘痛教訓之後，使我對「航空救國」的確切信念，開始發生動搖；這時我才知道：軍力的強大，並不能決定國家的命運。不然的話，國民政府擁有號稱「五百萬」的強大三軍，為什麼還把大陸的錦繡河山丟了呢？學校遷台後，繼續上高中二年級的課程，這時我的想法和以前已經大不相同了：我發覺我所知道的太少，生活環境過於狹窄，我不了解人生的意義與目標。於是我開始關注周遭的事物，廣泛閱覽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藉以拓展視野，增進人生社會的瞭解。又從報章雜誌的分析研究中，對於大陸上所以失敗的問題，獲得了一個最根本的結論，那就是因為教育失敗所致。這時我才不得不承認王凱所說的那些話是對的。可是王凱早已離校返鄉，去追求他的理想去了。曾經有一段時期，我也有從事教育的想法；但事實上卻是困難重重：因為我在台灣舉目無親，又無可以助我一臂之力的朋友，如果離開了空軍，不但無法繼續讀書，而且連生活都無法維持。不過聽說台北有個師範學校，裡面全部是公費，只要考進去以後，讀書，吃飯和住宿都不成問題。但如何能夠離開空軍，又如何能夠考進師範學院？這些都是遙不可及的夢想罷了！
參、大學時代
㈠飛行淘汰 空軍幼年學校的課業，經過漫長六年的修習，終於修業完成。再經過一連串的學科測驗及身體檢查，才正式進入空軍軍官學校學習飛行。中國空軍對飛行員的訓練，一向採取重質不重量的政策。因此淘汰率非常之高；平均三人之中，有兩人要被淘汰，只有一人能成為飛行員。我不知是幸或是不幸，正式學飛不到五小時，就糊里糊塗地被淘汰出局了。理由是：「學習的進度跟不上。」雖然當時有些悵然若失的遺憾！和美夢幻滅的悲哀。但轉念一想：這對我想要離開空軍去從事教育的理想，豈不是老天有意助我一臂之力，為我敞開了一道大門嗎？說也奇怪，台灣省立師範學院，正好在我被淘汰之後開始招生，這不是上天有意要成全我而作的安排嗎？可是話又說回來，我既沒有錢，又沒有準備功課的時間，我憑什麼去考師範學院？想到這些問題，我又不知如何是好了。
㈡報考師院 離開空軍官校之後，被送到潮州崁頂，暫住在專門為飛行淘汰學生設立的「收容所」裡。這時的我，除了身上僅有的新台幣二十元之外，可以說是一無所有。唯一的希望是報考師範學院。我和另外一位姓林的同學，向隊部請了假，申請到兩張火車免費票，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台北報名去了。由屏東潮州到台北，是一段漫長的旅途，坐普通車要十二小時，來回必須三天，而我的全部財產只有二十元，除了十二元的報名費（當時台大的報名費是二十四元，師院的報名費是十二元）外，三天的旅費只有八元。所以肚子餓的時候，只好勒緊褲帶，咬緊牙關，忍飢受餓，不敢輕易擅動分文，直到餓得頭昏眼花，腳癱手軟的時候，才在最經濟的原則下，以一塊錢買一杯茶來喝。果然茶水下肚，既可解渴，又能充飢，可謂一舉兩得，精神立刻振奮多了。然而卻忙壞了負責沖開水的侍役。收茶資的時候，侍役頑皮地向我作了一個鬼臉，很不以為然地說：「兩個人喝一杯茶，才一塊錢，便易吧！」說得我啼笑皆非，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火車到了台北，已經是八點多了。這時我突然感到難於忍受的飢餓，一肚子的茶水在腸胃間咕嘟作響，冰涼的汗水濕透了衣衫，四肢像癱瘓了一樣，軟弱得寸步難移，算算從早上七點喝兩碗稀飯到現在，足足有十三個小時沒有吃東西了。在萬不得已的情形下，只好在附近的小食攤上，以兩塊錢買四個饅頭充飢，癱瘓了的身軀，才算恢復了活力。吃的問題解決了，急待辦理的是要到照相館去加洗照片，因為報名要繳交照片，而我身邊只有底片，必須要另行加洗；為了要加速沖洗，又被相館猛敲一筆，真是「屋漏偏逢連夜雨」；但為了第二天早晨要去報名，除了忍氣吞聲之外，又有什麼辦法呢？照片洗好之後，住的問題又來了：住旅館嗎？沒有錢！寄住親友家嗎？卻又舉目無親！我們在大街小巷來回徘徊，始終找不到棲身之所，最後只好到人車站的候車室，與乞丐和流浪漢為伍，合衣睡了一夜。
㈢難兄難弟 第二天一早到台北和平東路師院校本部報名。報名費是十二元；但我一遍又一遍地檢視衣袋裡的鈔票，數來數去就只有十一元五角；也就是說：報名費還差五角。我急忙去找同道而來的林同學商量，要他無論如何要借我五角，否則一切的希望都幻滅了。他本能地用手把上衣口袋按住，說他除了報名費之外，也沒有剩下多餘的錢了。我以迅雷不及掩取之勢，以兩指伸入他的口袋，順勢夾出一張五角的鈔票，我說：「就這麼一張就夠了！」他氣急敗壞地嚷道：「錢都被你搜光了，那我們怎麼回去呢？」我說：「船到橋頭自然直，等報名之後再說！」
報名之後，我們兩個難兄難弟的身上，已經是一貧如洗了。正在茫茫然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突然出現了救星，那是一個徐姓同學的弟弟（因為他常到學校去找他哥哥而認識）我們急忙過去和他打招呼，緊緊抓住他的手，生怕他會跑了似的。他告訴我們他是來報名的；又問我們是否來報名。我開門見山地告訴他：我們的報名手續已辦好了，只是錢用光了，回不去，希望向他借點錢。他很慷慨地掏出了一張十元大鈔，問我們夠不夠，我們把鈔票接了過來，忙說：「夠了！夠了！」內心的興奮和感激，真是不可言喻。
㈣力爭上游 回到潮州的「收容所」，才開始準備入學考試的功課。說起來也荒唐：各科應考的科目，不僅要從頭開始準備，而且連高中的基本教科書都要向同學東拉西借。至於各科參考書籍，更是連見都沒有見過，準備工作更是困難。同時幼校六年的教育目標是培養優秀的飛行員，與準備升學的普通中學截然不同。雖然我曾經有過從事教育的念頭，但也只是想想而已，從未作過考大學的準備。進空軍官校學飛之後，根本沒有讀書的時間，再加上飛機場上隆隆的機聲，把原有的知識都忘得一乾二淨了。當時師範學院是單獨招生（民國四十二年才開始聯招），報考人數有六千多人，錄取人數為三百餘人，要想在百分之五的錄取比例下金榜題名，佔有一席之地，絕非輕而易舉之事。而我當時的處境是「只許成功而不許失敗。」故唯有勇往直前一途。因此我每天早上六點起床苦讀，直到晚上十二點才睡覺。凡是要考的科目，都把它提綱挈領地溫習一遍；即使是吃飯或上廁所的一分一秒，都加以適當的利用。有時因疲勞過度，不知不覺在書桌上睡著了；有時因為一道數學題算不出來，弄得頭昏腦脹，臉上火辣辣地發燒，整個腦袋像燒紅的烙鐵一樣；再加天氣炎熱如焚，室內通風不良，臭汗味令人窒息，這時的我，真是煩躁欲狂，很想放一把火，把所有的書籍都燒掉。可是煩躁發狂也於事無補，還是想法尋求因應之道為妙。於是我去洗個臉，把腦袋浸在水裡泡，然後把毛巾浸濕，包紮在頭上，結果，滾熱的頭臚，果然冷卻下來了，精神也振作起來了，就這樣，我每天苦讀十六小時，不折不扣。這是我一生最用功的時刻，也是決定我一生事業的關鍵。
㈤准考證風波 算算離考試的時間只有十天了。突然想到要察看一下准考證上各科考試的時間。但四處搜尋，卻看不到准考證的縱影。最後在褲袋裡找到一團揉碎了的紙屑。原來是洗衣服時被揉碎不，只有准考證上的照片還較完整。像這樣的情形，唯一的補救辦法就是申請補發，否則就無法參加考試。但申請補發也不是簡單的事，如果親自到台北申辦，則在時間和費用上都不容許，正在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幸有林同學告訴我說：他在報名時認識一位考生服務隊的王學長，留下了姓名地址，並且告訴他說，如果遇到困難，可以找他幫忙。於是我就把揉碎了的准考證，裝在信中掛號寄給他，請他替我向招生辦事處申請補發。過了幾天，王學長回信說：招生委員會因為報名的人數太多，無法查出准考證號碼。所以如果我不能把准考證號碼告訴他，他就無法向學校申請補發。看完信後，我呆住了。准考證號碼是多少？似乎毫無印象；但不知號碼，就無法參加考試。我捶胸頓足，不知如何是好，真有「呼天天不應」的無奈感覺。就在這時候，腦海裡閃過一道靈光，出現了一個五位數字的號碼，我立刻欣喜若狂地驚叫起來：「就是這個號碼！」因為在我的意識裡，除了准考證是五位數字的號碼外，不可能還有其他任何五位數字的號碼。不知是「天可憐見！」或者是「急則智生！」使我在緊要關頭，想起了這個號碼。於是我立刻寫信給考生服務隊的王學長，請他代辦換證手績。不久果然收到換發的准考證了。不過這個號碼正確嗎？我難免有些耽心；但箭已在弦，只有勇往直前了。考試那天，我提前半小時到達考場，按照我所記得的准考證號碼，找到我的座位。還好，那個座位是空的；但剛坐下不久，就有人來拍我的肩膀說：「對不起！這個位子是我的，你坐錯了！」這句話像一盆冰冷的水，向我迎頭澆了下來。只覺得兩眼昏花，周身不寒而慄。似乎失去了座位就等於失去了一切。當他拿出准考證，證明這個座位的確是他的之後，我只好坦白承認，我的准考證是補發的，號碼可能記錯了。他很同情我的遭遇，要我趕快想法補救。「怎麼補救？」我絕望地向他求援。「你到試務辦公室去問一問，看是否能查到你的號碼！」我以最快的速度砲到辦公室，找到必位負責試務的先生，簡要說明准考證號碼所以弄錯的原委，請他幫忙查一下正確的號碼。他聽了以後，暴跳如雷地罵道：「你胡塗！准考證的號碼如何能憑記憶填寫？現在馬上要考試了，你叫我如何替你查？」他一面罵，一面便從堆積如山的報名表冊中抽出一本，隨便翻幾頁給我看。意思是說：像這樣大海撈針的事情，你還是早點死心，放棄算了！說時遲，那時快，就在他隨便翻動的時候，我一眼就看見了我的照片，我急忙把那一頁按住，不讓它從手邊溜走，並且歇斯底理地大聲叫道：「就在這裡，這就是我的報名表！」他半信半疑地看看報名表，再看看我，然後說：「天下竟有這樣巧的事情，算你祖先積德！」說也奇怪，難道真是祖先積德？不然我憑記憶所填的號碼，為什麼與正確的號碼只差十號？如果錯在百位數字或千位數字上，那就被分配到另外的考區；那麼，即使查到了正確的號碼，也來不及趕往應試了。直到現在為止，我仍然不知道：我如何會記得那個號碼？為什麼會錯了十號？又為什麼只錯十號？難道冥冥中真有神靈的保祐？或者是命運的安排？
㈥金榜題名 我報考的第一志願是體育系，第二志願才是國文系。因為在幼校的高中時代，我曾經以游泳選手的身分，先後代表屏束參加第五屆省運會；代表空軍參加第一屆三軍運動會。我的籃球和中距離賽跑，也具有相當高的水準，因此我認為考體育系的錄取機會，可能比考國文系的錄取機會要高。可是當體育系考術科的時候，我只考了籃球一項，就沒有繼續考了。所以等於沒有術科成績，當然就無法考上體育系了。還好「皇天不負苦心人」，由於我的學科成績不錯，終於考取了第二志願國文系。「金榜題名」是人生一大樂事。尤其是像我這樣，經歷了千辛萬苦，驚濤駭浪之後而獲致成功的喜悅，更非一般人所能比擬。放榜後的第二天，突然發起高燒而住進空軍醫院．奇怪的是醫院經過多次的檢查，始終查不出病因。我猜想可能是因為考前準備功課時用腦過度，再加上天氣炎熱，室內通風不良，致使腦部受傷所致。幸好受傷不重，一週之後，燒就退了。只是記憶力很差，會把剛才說過的話一再重複。這大概就是「金榜題名」所付出的慘重代價吧！
㈦珍貴的情誼 如願以償地考上大學，固然值得欣喜；但如何籌措入學的費用，卻是一大苦惱。因為我一旦脫離空軍之後，就是一無所有，寸步難行了。好在有個姓張的同學，因病住院療養，空官校的同學捐了兩百多元的醫療費送給他。他得知我的窘困之後，認為他住院療養，一切有醫院負責，根本無需醫療費用，所以把捐款分一百元給我，讓我購買寢具，文具等用品。就這樣，我才得以順利入學。這種捨己為人，患難與共的深厚情誼，真令我銘感五內，沒齒難忘！
㈧師範教育 民國四十年十月一日，我正式進入師範學院（四十四年改制為台灣師範大學）。在學的四年當中，我活動的場所，主要是教室圖書館和運動場。教室是上課和考試的地方。我讀書的方式是上課認真，考試但求及格，不願特別加工，追求高分。在圖書館，則可廣泛瀏覽較有興趣的書籍，並順便作成筆記。下午的課餘時間，多半到運動場鍛鍊身體。因為從考大學的經驗中，我深深地覺得，身體是事業的基礎。沒有強健的身體，就沒有力爭上游，發憤圖強的本錢。所以在大學的四年裡面，我在籃球，游泳和中距離賽跑等項，始終是校內的校校者，得過不少的錦旗和獎章。除此之外，學校裡清苦的生活，以及「樸實堅毅」的校風，對我的人格修養，也有很大的影響。
師範大學是中學師資的培養所，其目標雖然與空軍幼校和官校大異其趣；但殊途伺歸，在為國家培養人才的基礎上是一致的。記得讀幼校時中途離校的王凱，他就是為了追潯「教育的理想」出走的。當時我並不贊成他的說法：認為「航空救國」比「教育救國」更有「立桿見影」的實效。如今當我「至高無上是飛行」的美夢幻滅之後，我卻毅然決然地走上師範教育的道路，這或許是受了王凱的影響吧！無論如何，我只有無怨無悔地勇往直前了！
肆、中學教員
㈠安貧樂道 民國四十四年七月師大結業，我抱著「安貧樂道」的理想，自動請求分派到新竹工業職業學校，教授初三和高一的國文。除了上課之外，特地為他們開了一個「中學生座談」的講座。和他們談論人生、理想、奮鬥、讀書、交友、休閒活動、宗教信仰、以及跳舞、戀愛等問題。課餘之暇，還帶他們一塊讀書或運動，鼓勵他們發憤圖強，並且還為他們組織了一個讀書會，希望逐步實現我的教育理想。可是學校當局認為我熱心過度，行為反常，唯恐有誤導學生之慮。因此對我的措施，橫加阻撓，肆意打壓，使我頓感心灰意冷，徒呼奈何！
預備軍官服役完畢之後，我從新竹工職轉到省立新竹中學任教。竹中是大專聯招升學率頗高的明星學校。辛校長有其「擇善固執」的教育理念，雖然重視學生的升學率；但對於德育、體育、群育、美育的培養，也能兼顧而不偏廢。所以我很想把這塊合乎理想的園地，作為安身立命之所，在這兒成家立業，作個腳踏實地的園丁，了此終生。
㈡不予續聘 所謂「天有不測風雲」，人的一生，並非事事如意，為所欲為的。民國五十年五月，學校新建的教職員宿舍，已答應分配一棟給我，以作結婚後成家之用。婚事已獲女方家長及當事人之同意，準備在暑假完婚。可是晴天霹靂，我擔任導師那一班的鄭姓學生，卻因心臟麻痺而淹死於游泳池中，而身為導師的我，就以「監護不周」的罪名，受到學校「不予續聘」的處分。聘書等於是教師的飯碗，飯碗打破了，結婚的新房當然也沒有了。所謂「福不雙降，禍不單行」接踵而來的連鎖反應是：女方家長在一連串的緊急家庭會議之後，決議撤銷口頭答應的婚約，上演了一齣「惡性婚變」的大悲劇。悲劇的受害人當然是我。
伍、報考研究所
在「山窮水盡疑無路」的時候，幸有師大的同窗好友介紹我到台北市二女中任教，使我在窮途末路的困境中重新展現「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局面。台北二女中（後更名為中山女高）也是台灣的明星學校之一。因地利之便，國文老師多半聘請師大國文研究所肄業或畢業的人來任教。由於大都是師大前後期的同學，見面時並無彼此之分；但學校當局對研究生與非研究生之間，卻有顯著的差別待遇。這對一向好強的我，難免會激起「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憤恨不平。心想他們能讀研究所，難道我不能讀嗎？何必為了「安貧樂道」而自苦若是！剛好前任教育部長張其昀先生在陽明山創辦了中國文化研究所。內分文學、史學、地學、教育哲學、法律、政治、經濟、工學、農學等十二學門，招收國內外各科系大學畢生，不收學雜費，每月還發給與中學教員薪俸相當的獎學金，畢業後授予碩士學位。我想：這真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我一定要好好把握，盡最大的努力去試一試。
憑良心說，我讀書的成績不是很好，但在每次報考公費學校的激烈競爭中，我所以能夠險中求勝，脫穎而出；這或許是因為我平日讀書比較紮實，考試時的強記工夫不錯，最後衝刺的韌性和耐力比別人強，再加上考運特別好，所以才能爭取到公費學校就讀的難得機會。投考中國文化研究所的文學門，我也是因為以上這些因素而錄取的。
禮記學記篇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經歷了六年的教書生涯，再回頭做老學生，對於「教」與「學」的體驗，自然比一般人要深刻多了。研究所的課程，拓展了我們的視野，發現了自己的不足；從實際的教學中，知道教學工作的困難之處，並不是自己明白就算了事，而且要讓學生能夠明白。大學教育偏重於基本知識的傳授，研究所要引導學生去發掘問題，並尋求如何解決問題的方法。所以大部分的科目，都以「研究報告」代替傳統的考試。當然最後的論文口試，則是主要重點所在。
陸、任大學講師
研究所畢業前一年，文化學院（後改為中國文化大學）的大學部已開始招生，因而我們畢業後，大部分都留校擔任講師。我在讀研究所的時候，曾在「中國一周」上寫過不少文章，頗得創辦人張其昀先生的賞識。所以除了在文化大學專任講師外，並兼任「中國一周」總編輯。該刊物是綜合性的新聞周刊，舉凡黨政軍及學術方面的問題，皆在報導和評論的範圍。這對我也是增廣見聞，磨練寫作與辦事能力的機會。兩年後辭去編輯職務，轉調中文大辭典編纂處，主持編纂與印刷的業務。中文大辭典的編印工作，自民國五十一年開始、原先是由師大國文研究所畢業生負責編纂；逮文化大學研究生畢業之後，逐步加入工作，直到五十七年秋始告完成。這是漢文辭典之中，工程最大，包羅最廣的一部辭典。由中國文化大學與國防研究院合作編印，對中國文化的復興，可謂不無貢獻。
柒、進修博士學位
在文化大學中文系，先後講授大一國文，中國文學史，小說研究，文學批評，文心雕龍等科目。捫心自問，尚覺學養不夠，常有力不從心之感，因應之道，唯有進修博士學位一途神然而進修學位，必須辭去教職，苦修四年、而我甫於年前成婚，小兒接踵而至，家庭負擔沉重，單靠內人微薄收入，實有杯水車薪之慮。正處進退兩難之際，欣聞博士班可免繳學費，且每月有獎學金兩千元，與專任講師薪資無異，此誠「天助我也！」我豈能錯失良機？於是幸運之神再度助我這個年踰「不惑」的老學生一臂之力，讓我順利考入博士班就讀。
像跑馬拉松賽跑一樣，經過四年的努力進修，終於在民國六十二年八月，以「杜甫詩史研究」一文，通過教育部的博士論文口試，獲中華民國國家文學博士學位。
捌、良禽擇木而居
從事教育，是我終生的職志，而教育以師範為先，尤其是培養國小師資的師範專科學校，更是教育工作的基礎所在。所以台北師範專科學校，是我久已嚮往的安身立命之所。博士學位通過後，承蒙葉故校長之垂愛，當即敦聘為副教授，於是我就成為國家博士進入專科學校任教的第一人。師專學生的素質很好，平均二三十人才錄取一人。教師的陣容也很整齊，大都是執教三四十年的老教授。他們教學認真，雖然沒有高學位；但對人誠懇謙和的態度和與人為善的精神，都可作為後生小輩的典範，我自認應該學習的地方還是很多。民國六十六年，承蒙學校的推薦，以「杜甫詩史研究」一書獲文化復興委員會的中正文化獎。七十二年被推選為國文科召集人，任期兩年。翌年以「王充文學批評理論及其影響」一書晉升教授。七十六年台北師專改制為國立台北師範學院。七十九年八月，繼劉主任漢初之後，出任語教系主任之職。其間之諸多設施，前主任已有完善之規畫，自可蕭規曹隨。我所著力點，乃在研究所之籌設，大學部之增班，以及大陸語文書籍之增購等項，旨在鞏固宏基，拓展規模，加強內涵而己。
歲月匆匆，退休之齡，轉瞬即至，豈可復謂「不知老之將至」？回憶往事，歷歷在目：託天之幸，從小學至博士班，均受社會國家之栽培。時而半工半讀，天助自助；時而貴人慨伸援手，絕處逢生。學海無涯，人生短暫，自當退而不休，戮力以赴，庶幾不愧於天地父母。（此文原載於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經改寫後轉載於此）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24期；民國83年12月25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