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異域來　談談《異域》事

作者／王坪

作為一部報導史實，被譽為「中國內戰的時代見證」的電影，縱然限於規模，仍然應該力求忠於事實；歷史發生的時候，有當時的時代背景，姑不論編導的立場是甚麼，都應該在可能範圍內加以查證考據，許多國外影片，製作時都能搜集資料，訪問有關人士，而不是先確立了自己批判的立場，作出自以為「想當然耳」的描寫，這絕不是電影工作者應有的製作態度！

「異域」一片，把一段已被遺忘的血淚史重新呈現在觀眾之前，提醒國人，這一群中國人曾經為了反共復國付出過最艱苦的代價，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因內容偏離事實，加以使用「四十年來黨政軍忌口，它將毀掉某些人的高官厚祿」作為廣告詞句，一個去發掘「內幕」的普通觀眾，看過了影片內容所描述，就會自然的從「內戰啓示錄」中看出本片「反諷與覺醒終於蛻現」的感受。（李幼新影評）

如果說，「異域」一片中足以「毀掉某些人的高官厚祿」的情節，指的是「軍官優先撤退、對士兵的不公與歧視、男性沙文教育……」以及李彌將軍只知促使李國輝率部反攻，不顧官兵困苦，自己卻在豪華飯店大喝洋酒賀功……之類，那麼，我們這些親身參與的在台孤軍的一員，就不得不說幾句話了；因為，如果「內幕」指的竟不是這些，但我們卻看不出片中所暗示的「某些人」是誰？而這樣的「啓示錄」給予不知實情的觀眾，會有甚麼樣的「啓示」？

民國三十八年底撤退到滇緬邊區的部隊，除了第八軍李國輝部的一個團外，還有二十六軍的一部分，由於在三角地帶大其力大敗緬軍而舉世聞名，受到當地華僑的熱情支持，反攻雲南雖然因缺乏後援而撤回緬邊，遴近地區的忠貞愛國人士紛紛投效，不但建立了堅強的反共基地，且人數擴增至數萬人，防區之大，大過台灣，並設立了具規模的訓練機構，成為一支有組織、有實力的反共力量。李彌將軍曾多次強調：我們不是游擊隊，而是正規軍打游擊戰。不但要在邊區壯大基地，以呼應國軍自台灣反攻大陸，且可牽制中共數十萬兵力於西南，使其不能全力投入韓戰。

「孤軍」除了李國輝部外還有廿六軍及多個縱隊，這些因反共復國共同目標而結合的部隊，由於身在他人國土上，而緬甸政府不斷向聯合國控訴中華民國「侵略」，因而政府不便公開支持；要在蠻荒的熱帶叢林中維持這樣龐大的力量，除了本身的有限能力外，全憑李彌將軍在各地奔走籌劃，慘淡經營，終能成為一個有組織、有訓練機構的反共基地，這些，豈僅是「異域」一片中一批潰不成軍的可憐蟲？

誠然，叢林中的生活是備極艱苦的，但大家有了共同努力的目標，有了信心，也能安之若素；為了顧及政府在國際問的立場，事實上也確有一些緬甸、寮國人士，所以對外的名義是「東南亞自由人民反共聯軍」，聯合國安理會雖決議要求中華民國政府應用「影響力」促使孤軍撤出緬甸領土，政府也派了邵毓麟先生以先總統　蔣公代表身分訪問反共基地「勸說」撤退，其中許多人實際上因不願離開他們熟悉和接近家鄉的地方而不願遠赴台灣。

四十二年十一月上旬，第一批一百五十人在聯合國代表團中美泰緬四個代表的監督下撤出緬甸，筆者即為負責與聯合國代表團接洽撤退事宜的三位聯絡官之一，代表團中中華民國代表為衣復得上校，泰國代表即為現任泰國總理察柴（美緬代表已不復憶其名）。所有撤退過程有週詳計劃，編造名冊，極有秩序地個別點名放行，接受聯合國招待食宿及防疫注射，然後乘車至泰國中部的「南邦」機場登機，一切井然有序，絕非「異域」一片中爭先恐後，軍官先撤，怨言四起的描述可以比擬，更不用說甚麼男性沙文教育了。

李彌將軍是位極得人望的領袖，溫文儒雅，言談風趣幽默且平易近人，不認識的人當見面接觸之後，往往甘願接受他的看法服從他的領導。李彌將軍當時並兼任雲南省主席，撤退來台後並未擔任政府其他職務，自然也沒有「高官厚祿」來供人「毀掉」；而李彌將軍並不飲酒，不知他在影片中那一副高舉酒瓶乾杯的德性，朱大導演是如何想像出來的？

我們也相信，一個人數達數萬人的集合，在複雜的人際關係和環境中，也有可能有少數人在個別關係上的不和諧，但絕不能代表，甚至影響整個團體的共同目標和整體形象；我們更不願在此時過境遷之餘，談論整個孤軍的前途（而不是某些個人）所受到的冷漠和不公平對待，這是外在因素，如以之加在包括李彌將軍在內的整個孤軍事蹟上，卻是更大的不公平！

我們不知道「異域」片中，編劇導演先生從這整個事蹟中的那些部份裡找到了足以使他們歪曲史實，扭曲李彌將軍形象的藉口？假如他們並未和我們一樣曾親身經歷，那麼，他們所要藉影片表達的究竟是甚麼？

「異域」片中，前後都有非常感性的旁白，大意是這些苦難的人們，經歷了如此悲壯慘烈的生存搏鬥，換來的是岐視、冷漠不平的待遇，成為被遺忘的一群，因而產生「我們究竟為的是甚麼？」的感受。感謝影片製作者的同情，只是我們確知，當年孤軍中每一個人都有愛國熱忱和反共復國的信心，也了解到在那樣的環境條件下，雖然艱苦，還是能接受的，應該說，這是在應該表現的時候表現了中國軍人的忠勇志節，和我們民族固有的精神，畢竟這種精神確是一個希望復興的國家所不可少的，也可以說，當年孤軍中每一個人都能確知自己「為的是甚麼」；然而，四十年後，當「國家」已不被認同，且在「容納不同聲音」的時候，這種忠於國家民族的精神可能已成為某些人嘲諷的對象；我們到此時，才真正有了「我們究竟為的是甚麼」的感觸，但絕不是在當年！

轉載自七十九年十月十一日青年日報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20期；民國79年12月2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