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起義護國的我見
──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雲南起義紀念會講
作者／后希鎧
一、前言
民國七十三年「護國」前夕，臺北市雲南同鄉會召開「雲南護國起義」紀念籌備會之時，各位鄉長覺得歲序推移，老成凋謝，有關雲南光榮歷史的研究，必須後繼有人。
承蒙各位鄉長錯愛，推希鎧講述雲南起義的經過。要講述這個題目，在我來說，存在著兩個難題；因此，感到十分惶恐。但是，既然是研究雲南的光榮歷史，人人有責，也就勉為其難，承擔下來。容有錯誤，還望各位鄉長不吝教正。
我所說的兩個難題：
一、雲南護國起義，是誰發動，多年以來似乎爭執不休。在講這個題目之時，必須在眾說紛云中，有所論斷│這就是困難之所在。
二、希鏜出生在雲南起義之後的第三年，並非親身經歷，所講所述，無非聽到讀到，是否切題，是否生動，實在是沒有把握的事。
二、爭論的重點
雲南護國起義，由誰發動？是一個爭論不休的歷史公案。爭論的重點，就是由唐公發動的呢？還是由蔡公所發動？
我現在用另外一種口氣請教各位：「雲南護國起義，是雲南人發動的呢？還是外省人發動？」是否係雲南人大家都講：「是蔡鍔先生一個人發動的呢？」還是外省人說：「是蔡鍔先生一個人發動的呢？」
我相信在座各位都認為：雲南護國起義是雲南人和外省人共同參加；但是，這次的革命卻是在唐繼堯先生的領導下，終於推翻袁世凱的帝制運動。不錯，我們雲南人在擁護共和之役，出錢出力，流血犧牲，貢獻最大。
不過，各位必須明瞭，不僅外省人說：「雲南護國起義是蔡鍔先生領導的」，連我們雲南人也有人說：「雲南護國起義是蔡鍔先生領導的。」
我在小學讀書的時候，去護國之役不遠，參加討袁的前輩，大多數健在，他們親身經歷，他們才是真正的歷史見證人。可是，我們的小學老師，都異口同聲地說，蔡鍔先生如何得到小鳳仙的幫助，逃離北京，到雲南發動倒袁運動。我們的小學老師，並非護國的直接參與者，他們之所以相信蔡松坡發動雲南起義，祇是受了傳奇故事的影響。這就是說，連雲南人也誤信傳奇故事，何況遠隔雲南的外省同胞，怎會「不誤信」傳奇故事中的「蔡松坡與小鳳仙」呢？
從諸家敍述雲南護國起義的文章裏，我們也發現各執一詞的矛盾。所謂「諸家」，多半是直接參與雲南護國起義的鄉長，不論他們的動機如何？但在直接參加雲南護國起義的雲南前輩中，尚有人說雲南護國起義是蔡公所發動，難怪雲南護國起義的史賓，一直各說各話，真象難明。
在我們讀歷史的人來說，唐公蔡公，是誰發動雲南護國起義，並非問題的關鍵，我們重視的是史實的正確性；錯誤歷史的平反，就待後人的努力了。
三、雲南護國起義並非偶發事件
國父孫中由先生領導革命，建立民國，並未根木摧毀滿清的武力。滿清的武力，幾乎全部掌握在袁世凱的手裏。袁世凱是一個有野心而無民主誠意的梟雄，他逼滿清皇室遜位，又逼孫大總統下野，都是自謀稱帝的手段。
全國有志於民主的人士，不分黨派，都認為袁世凱是戕害民國的國賊，無不以推翻袁逆勢力為職志。二次革命的失敗，肇和兵艦起義受挫，以及各方志士的民主志向不得伸張，並不能說明袁世凱的稱帝野心已經成功；事實上反對袁世凱戕害民國的力量，不斷在海內外發展，正在茁壯之中。
雲南護國起義，便是全國同胞維護民主共和的一種表現。由於滇軍作戰奮勇，不為袁軍所敗，全國民主革命志士，全國握有實力的政治軍事人物，就有充分的機會，進行倒袁工作。
雲南宣佈擁護共和，陸續獲得各方響應；但是，到了海軍宣佈擁護共和，袁世凱的大勢已去，稱帝的一場迷夢才算結束。
所以，雲南護國起義，是時勢之所趨，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一種全國性集體表現，並非一、二人的「聲威德行」所能促成，而是眾志成城的結果。
以今天國家的情形來看，中華民國│也就是中國的民主政治運動，可以說是多災多難，一直處於流血的艱苦鬪爭之中。
第一次為中國的民主流血，而獲勝者，就是武昌起義，結果是推翻專制，建立民國。
第一次為中國的民主流血，而獲勝者，就是雲南護國起義，結果是推翻袁世凱的帝制運動，延續中華民國法統。
第三次為中國的民主流血，而獲勝者，就是北伐革命，結果是打倒軍閥的割據，推行訓政。
第四次為中國的民主流血，而獲勝者，就是抵抗日本的侵略，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結果是實施民主憲政。
第五次為中國的民主流血，就是現在正在進行的反對共產極槽暴政│如果極權暴政不滅，就無法在全國範圍之內，實施民主憲政。
我們雲南護國起義，在中華民國奮鬪史上，與武昌起義，或後來的北伐革命、對日抗戰，以及現階段的反對共產極權暴政，都是同等重大的事件。所以，雲南護國起義不是孤立事件，也不是偶發事件。
四、歷史被歪曲了
雲南護國起義，既然是中華民國奮鬪史上的重要一環，當然是一種理性的抉擇，也是大義凜然的千秋大業，怎會是幾個不知不覺的人，因一時的衝動，不知天高地厚，僥倖幹出來的偶發事件呢？
可是，不幸得根，頂頂大名的學人│梁啟超先生，就以微妙的言詞來形客雲南護國起義，令我們讀史約人十分驚異。這一個「跡近侮辱」的用詞，已經有六十八年的歷史了，還沒有獲得平反；賓在是我們後來之人，耿耿於懷的事。
我在上面說過，雲南護國起義不是一件孤立事件，自然也不是突發事件；而是一件有計劃、有謀略的革命工作。但是，這件非常理性的革命工作，卻因梁啟超的參加，被他醜化了。
梁啟超如何醜化雲南護國起義呢？在他致「滇中各將校士卒書」中，有這樣的妙語：「大盜移國，天柱將傾，賴諸公一怒，以安天下之民，海內志士仁人，感極而泣，環球萬國，動色起敬。自有史以來，以一地方之舉動，而關係全局，功未有若斯之偉也。」
從表面看來，這是梁啟超先生奉承滇中將士的話；但是，一經推敲，不僅梁氏在醜化滇中將士，而且也貶低了雲南護國起義的光榮地位，而將全功歸諸一人。
梁氏文中所說：「大盜移國……賴諸公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各位想想，莊嚴而有謀略的雲南護國起義，是「一怒」而完成的嗎？在吳偉業的「圓圓曲」裏，就有「衝冠一怒為紅顏」的句子。所謂「一怒之下」，在文人的筆端，等於「一朝之忿」。「孟子梁惠王」中有「文主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人人都知道，文主是為「帝業」；雲南起義則是為了「民主」，不是「一怒」所能解釋的。在「孟子滕文公」中，也有「一怒而諸侯懼」，便可看出「一怒」不是什麼好字眼了；無非是一時的激動。史記說得明白：「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屍流血」，更足以說明「一怒」並非理智的行誼，而是情感的用事。諸位想想，我們雲南起義是情感用事嗎？
所以，文學名家，以「一怒」之詞來形容雲南護國起義，在心態上已是貶低這次革命的行動價值：不在爭千秋萬世的民主制度，而是逞一時之勇；「怒」的是袁世凱一人之妄行而已。這樣的說法，是我們後世讀史的人所不能接受的；也就是雲南護國起義受到梁啟超先生「一字之貶」，造成唐公與蔡公之問「誰主誰從」，「誰為先覺，誰為後覺」的爭論的主因。
照梁啟超先生的說法，我們「流鮮血，拼死命」的雲南人，都成了「不知不覺」之輩，為聰明人所運用。各位想想，在 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號召下，中華民國業已成立的時代，我們雲南人真會愚蠢到麻木不仁而「不知不覺」嗎？
五、雲南與國民革命
袁世凱的帝制運動，不過是中國國民黨領導國民革命程途上一次橫逆，雲南護國起義既然以袁世凱稱帝為革命的目標，雲南護國起義便是整個國民革命事業的一部份。所以，雲南護國起義，好像武昌首義一樣，是全國性的大事，並非雲南地方的一隅小事。
我們先看看雲南的歷史背景：
一、我國歷代的知識分子，都說雲南遠處邊隅。但是，根據史實記載，從周朝末年開始，雲南便與中原發生密切的關係了。唐時雖有南詔的立國，宋朝雖有大理的自立；但是，文物教化，別無分殊。元朝已在雲南設立行省，尤其到了明朝，遷移內地的大族巨室，到雲南屯墾，我們雲南與內地，已經完全成為一個整體。人不可分，地不可分，雲南之事，就是國家之事，國家的榮辱，也是雲南的榮辱。因此，袁世凱的倒行逆施，當然也不為雲南人所容許。
二、遠在武昌起義之前， 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就在雲南發動兩次革命戰役，一次為黃克強先生指揮的「河口之役」，一次為黃振鴻先生指揮的「騰衝之役」。我們雲南人所受的國民革命薰陶，怎會比其他省份為輕呢？雲南人之支持及參加國民革命，也不會落後於人。
三、武昌起義，也就是辛亥革命之時，我們雲南首先響應。唐繼堯先生說：「辛亥改革，繼堯在滇舉義，繼督黔省，無非本良知之體，以求達救國之目的及共和之告成。」可見救國及成立民主共和國，是 國父孫中山先生所領導，已經成為一種時代的要求，全國同胞都能體認民主共和，是救國必經的途徑。袁世凱逆天行事，為全國同胞所不許，當然也不為雲南人所容。
為什麼推翻袁世凱的帝制運動，會在雲南發動呢？
一、雲南的領導人唐繼堯諸先生，多是同盟會或國民黨黨籍人士，早有民主革命的思想；早有倒袁的思想準備。
二、二次革命失敗以後，袁世凱的直屬武力，尚未控制雲南。所以，國民黨人握有實力，雖然力量有限。但是，大家深信民主政治，乃時勢之所趨，倒袁運動，必獲全國同胞的支持。袁世凱稱帝，完全出於一己的私慾，不過是歷史的逆流，更為國人所不齒，未必長久。所以，擁護共和的發難，便在雲南舉事。
因此，從政治思想及政治信仰上去看，雲南護國起義，完全是合乎時代要求的革命行動。並不如梁啟超先生所說，是「一怒」而震驚天下的「臨時動機」所引起。
六、雲南護國起義的準備
為什麼說雲南護國起義並非「一怒之下」的行動？而是一種有計劃的革命行為？並且與河口之役、騰衝之役、辛亥革命及二次革命，都是一貫的革命行動？因為雲南護國起義，在外省人蔡鍔、李烈鈞諸先生抵達之前，就看了準備，並非受到外人的鼓動。
一、袁世凱這迫 國父孫中山先生辭去臨時大總統，並由臨時參議院勉強推選袁世凱就任大總統之後，袁世凱的所行所為，都與民主政治，背道而馳，而且對國民革命的主流│中國國民黨，採取鎮壓政策，對中國國民黨人員，進行暗殺；獨夫政治，暴露無遺，袁世凱便成了推翻滿清之後的第二個革命對象。
二次革命的目的，就在推翻袁世凱的獨裁政治。不幸二次革命失敗，但雲南還保有南方的武力，雲南的先賢，也保有濃厚的革命思想。
唐繼堯先生說：「繼堯外觀時變，內察國情，力助中央俾得展布政策」，就是要鞏固中央，推行民主政治。
唐繼堯先生也說：「不意天禍中國，項城（袁世凱）不道，當未發生帝制之時，其用人行政，已不能協我良知之評判」，就是在袁世凱陰謀稱帝尚未明顯之前，唐繼堯先生已對袁世凱領導國家，失去信心，對我國民主運動，已有憂慮。
在帝制問題發生之前，唐繼堯先生從貴州回到雲南主政，就進行推翻袁世凱政權的準備工作，當時叫做「倒袁」。這項倒袁工作的準備，包括四種活動：
⒈連絡一切倒袁志士，同時網羅人才，安插在雲南服務，甚而以金錢接濟流亡各地的倒袁人士。
⒉充實雲南武裝部隊，準備進擊龐大的北洋軍隊。
⒊籌備經費，一面向國外購買軍火，一面支付擴軍的薪餉開支。
⒋派遣志士，到國內外重要地區，進行組織聯絡及情報的蒐集工作。
從這些準備工作去分析，沒有一件是「一怒之下」的行動。
二、袁世凱稱帝工作，大力展開之後，唐繼堯先生說：「及其發生帝制之後，訴之良知，尤恨其（袁世凱）庸人自擾，遠之則訊問海內之同志（唐為同盟會會員），近之則體察滇中之各界，類皆極端贊同，振臂一呼，四方饗應」。從這段話分析得知：
⒈唐繼堯先生十分鄙棄袁世凱的稱帝浩動，說他「庸人自擾」。
⒉唐繼堯先生認為推翻袁世凱政權，是全國大事，所以他要「詢問海內同志」。
⒊唐繼堯先生再造民主共和體制，推翻袁世凱的帝制運動，是以雲南為基地，所以他要「體察滇中各界」的意向。所以，當唐氏振臂一呼，發難起義，再造共和之時，才會全國響應。
三、就雲南護國起義的實務來說：
⑴民國四年九月十一日，唐繼堯先生召集高級將領及幕僚人員；商討籌安會（帝制運動之主要機構）所造成的「時局」，決定一面準備作戰，一面派員分往各國各地進行聯絡情報工作。
⑵民國四年十月七日召集高級將領，決定發難日期為「民國五年元旦」，也就是袁世凱登極，改元洪憲之日。
⑶民國四年十一月三日召集團長以上軍官，商決「密定出師討袁計劃」，並訂定作戰方略，積極籌備出師。同年十二月九日，命鄧泰中及楊蓁率部向四川進發（步行），於民國五年一月二十日攻佔四川敍府（北洋軍駐守），從出師（雲南省會一帶）到入川（相距一千多公里），僅二十九天：可見護國軍以謀略及英勇取勝。
⑷民國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及二十日，分別由海外迎接李烈鈞及蔡鍔兩先生入滇，並於二十一日及二十二日由唐繼堯先生主持會議，決定提前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宣佈反對帝制。到民國五年一月採取軍事行動，決定以武力解決問題。
從上述準備倒袁的工作，以及宣佈起義的過程來分析，雲南護國起義，決不是梁啟超先生所說的「一怒之下」的魯莽行動，更不是傳說中的蔡鍔脅迫唐繼堯起義那麼戲劇化的幼稚行為。
七、唐蔡梁的三角關係
蔡鍔和唐繼堯兩先生，都在日本留學，同是民主政治思潮的信徒，也是 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擁護者。唐繼堯先生加入了同盟會，蔡鍔先生也加入了國民黨，都是同一戰線上的同志。
梁啟超先生是保皇黨的元勳，也就是主張君主立憲。所以，在政治思想上與 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黨革命，頗有出入。但是，梁啟超先生與蔡鍔先生有私人關係，在袁世凱密謀稱帝之時，梁蔡兩先生便有倒袁的謀劃。梁赴兩廣，蔡赴雲南。站在梁蔡兩先生的立場，他們自然是在為國是而奔走。但是，卻不能因梁蔡有約，就必須否定唐繼堯先生的努力。
我們應該這樣說，要推翻袁世凱稱帝的人多的是；但是，大家都沒有實力。有實力的人雖不滿袁世凱稱帝，卻沒機會作周全的準備，都採取靜觀時變的態度。蔡鍔先生因與唐繼堯先生是舊交，在唐繼堯先生廣求倒袁同志之時，迎接蔡氏到雲南發難，應該是如虎添翼之事。同時也說明擁護共和，推翻袁世凱稱帝，唐繼堯先生並不認為祇是雲南人的事，應該由全國人士參與。
所以，我們讀史的人，不但對唐公表示敬意，對蔡李（烈鈞）兩氏也一樣尊敬他們。他們不遠千里，到雲南率軍作戰，在事實上的確增加了雲南護國起義的號召力。因此，刻意強調誰發動雲南護國起義，並非治史的良法。假若因而抹殺了他人的事功，更非讀史者的願望。
我們所要辯證的是： 國父孫中山先生倡導的國民革命，在辛亥革命以前就在雲南進行了。民國成立之後，袁世凱要做皇帝，全國反對，但受袁世凱控制，正義不得伸張。雲南得到人和地利之便，謀劃發難倒袁，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並非出自任何私人的鼓動。
【本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十五期；民國74年12月25日出版】
